誰與哀哭者同哀哭?(下) ——旅日紀錄片導演班忠義訪談 ◎ 余杰/ 2017-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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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23
◎ 余杰
為了多紀錄中國,我們全家於2004年回到中國,在雲南住了4年。我在麗江一所職業學校當日語老師,週一至週五教課,只有週末有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我通常是週五坐夜班巴士到昆明,早上到昆明後再轉其他巴士到別處。。圖/余杰提供

為了多紀錄中國,我們全家於2004年回到中國,在雲南住了4年。我在麗江一所職業學校當日語老師,週一至週五教課,只有週末有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我通常是週五坐夜班巴士到昆明,早上到昆明後再轉其他巴士到別處。。圖/余杰提供

余杰:日本是亞洲最早、也最成功實現西化(民主化)的國家,儘管經過一段軍國主義的歧途,但二戰後由美國佔領軍主導轉型,到今天總算成了亞洲民主的典範。但是,在廣義的「西方國家」中,日本是唯一甚少有基督教因素的國家,日本基督徒的比例甚至比中國、香港、台灣還要低。雖然日本也有像賀川豐彥這樣了不起的基督徒,但基督教在社會上的影響並不大。換言之,日本學到了西方的皮毛,卻丟失了西方的根基。美國學者艾力克斯・科爾在《犬與鬼:現代日本的墮落》一書中,甚至將日本看作是「現代化失敗」的例子。

身為一位長期在日本工作生活的華人基督徒、加上你的妻子又是日本基督徒,而且你也周遊列國過,或許你能對日本社會和文化提出一些批判性的思考。請談談你在日本教會中的信仰生活,並嘗試分析一下基督教在日本發展的困境,以及未來如何突圍。

班忠義:這幾年,我們遷居廣島郊外的小村莊,那是一個人口老化的村莊,我們所在的教會更是如此。包括我們一家四口才只有8個會友,牧師無法維持生活,還要到殯儀館兼職,真是很可憐。這是日本教會的普遍狀況,信徒大都是戰敗後皈依的那代人,原來的國粹教信仰崩潰,就找到了基督信仰。但他們的信仰難以傳承下去,年輕一代的心理對基督信仰有牴觸,很多教會都面臨衰亡的危機,每個教會75歲以上的人佔一半,新人很少。

我每次回到日本,都感覺像掉進了一個陰溝似的,這是一個非常保守的社會。透過戰後的民主教育,民眾的文明素質普遍提高,但精神層面和英美基督教信仰脫節。它只有世俗的文明,號稱「禮儀之邦」,但那是魯迅所說的「吃人的禮教」,每個行動有板有眼,按照規矩辦事,束縛了人的自由發展。這種禮教如同聖經中猶太人的律法,沒有因真理而來的自由。就忠誠而言,過去日本人的忠誠限於地緣關係,一個小村落為細胞或核心,然後擴展成一個地區,最後擴大到日本這個國家。只要你為日本帶來好處,你就是義人,這就是日本民族的義,而不是基督教「普世的、萬國萬邦」的義。所以,二戰中的日本老兵才會認為,他們在中國殺人放火是為了日本的生存發展,是為了日本的義,不認為自己是在犯罪。在日本,普遍性的、超越性的價值未能建立起來,日本民眾和政客考慮國際關係和國內事務,大多都是以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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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仍然感激日本為我提供了一定的做事的空間。

日本有民主制度和對自由的保障,我要做一件自己的事,政府和其他人不會打擾,這比專制的中國好得多。我那些以中國為主題的作品都在日本發表,反倒不能在中國發表,這本身就說明問題。在日本,只要有一小群人有興趣,就至少可以做一場小型的放映會。

在日本宣揚基督教很難,如果說中國是一盤散沙,那麼日本就是一塊岩石。可悲的是,現在整個東亞地區都沒有正義的觀念,邪靈籠罩,彼此敵視。日本、中國、俄國,北韓,一個比一個糟糕。日本覺得跟中國和北韓相比,自己已經夠好了。我只能寄望中國發生變化,如果基督教價值成為中國的主流價值,中國轉型成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就會對日本帶來猛烈的衝擊。

為什麼將幫助慰安婦作為一生的事業?

余杰:你從事幫助慰安婦的工作,甚至比你成為基督徒還要早。最初是一個怎樣的契機,讓你關注到這個被歷史湮沒的群體?

班忠義:1992年12月,在東京舉辦的「日本戰後賠償問題國際聽證會」上,一位來自中國山西的老婦人以她3次被日軍抓去做慰安婦的血淚經歷,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當老婦人講到當年她被日軍滅絕人性的摧殘並遭毒打時,當場昏倒在聽證台上,這一幕深深震撼了我。那位名叫萬愛花的老人,矮小衰老,不會說國語,穿著一身黑的土布衣服,為什麼那麼悲慘的遭遇會降臨在她身上?

我以前多多少少對中日戰爭的歷史有所瞭解,卻不知道還有如此黑暗的一頁。從那次以後,我開始關注起「慰安婦」這個問題。其實,準確地說,她們這個群體是日軍性暴力的受害者,「慰安婦」這個語詞是日本官方對她們的「污名化」,不過,這個詞語用久就似乎約定俗成了。

1994年,日本國會通過法案,允許本國遺留在海外的遺孤全部回國,但是對「慰安婦」的歷史卻不承認,反倒百般詆毀,這真是冷熱迥異的兩個世界。此前,我幫助過不少留在中國的日本婦女回日本,我就想,是不是應當幫助那些留在中國無法回家的慰安婦呢?

1995年,我回到中國,先到北京,然後坐夜車到山西太原,再一直往山裡走。我租了一輛舊吉普車,按照之前查到的幾位老人的地址,一一去尋訪她們。我所看到的情形是此前不可想像的。有一個老太太,患有嚴重的哮喘,喪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她告訴我,省委書記去看過她,但看完就走了,什麼問題都沒有解決。如今,她連去醫院的醫療費用都沒有,家中一貧如洗。我還去了其他幾個省分,探訪了多名類似遭遇的老人。我當時就有一個想法:一定要幫助她們,至少要有個求醫問藥的費用!

我回到日本後,跟寺廟的老和尚商量這件事,他告訴我,「你可以先用寺廟的名義籌款,在日本做事情需要有組織、有誠信度,因為一般人不會輕易相信你這個外國人。」他又提醒我,「這件事成功率很小,你別抱太大希望。」後來,我找到一位和我一樣關注日本遺孤問題的《朝日新聞》記者,她發表了我從山西帶回來的訊息,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日本社會引起強烈迴響。由於日本政府一直不敢對造成「慰安婦」這一事實承擔責任,很多日本人以往都認為「慰安婦」是她們自願加入的,是一群在日軍中以賣春為生的女人,是日軍給了她們一條謀生之路,後來我發表一些有關中國性暴力受害的文章,讓很多日本人才真正瞭解到中國慰安婦的不幸遭遇和真相。

很多讀者深受震動,慷慨解囊,每天都有錢郵寄到寺廟裡。一名叫堤京子的婦人說:「這件事應是日本全民族都應該補償的,這是我們背上一個沉重的歷史包袱,我對日本政府對此事的態度感到驚愕和氣憤,雖然我只能捐一點錢,表示一點心意,但請收下。」到了第二年4月,前後5個月時間,我們收到200多萬日幣捐款,折合美金2萬。那時,我調查到的受害老人的人數有限,我就想,還可以多找一些資料,擴大資助範圍。


和日本老兵及家屬在一起。圖/余杰提供

余杰:這件事就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你就完全陷進去了。

班忠義:是的。比如,當時有一家《婦女之友》雜誌社,寫慰安婦的報導,跟我聯繫,互相交換訊息。那年9月,我收到一封從湖南來的信,說是有一位姓鄭的老太太,是韓國僑民,也是日軍性暴力受害者。她對故鄉魂牽夢縈,已到了癌症晚期,希望在臨終前回韓國一趟,請求我幫助她。

10月,我去了湖南省雙峰縣一趟,見到鄭老太太。她的身體很衰弱,但她人緣很好,全村人都想幫助她實現心願,但村民都沒有經濟能力。她自己也存有一線希望,「如果回到醫療環境更好的韓國,能不能治好自己的病呢?」其實,我已經得知,她身上長了9公分的癌症腫瘤,已是晚期,連動手術都無法。

但我還是想幫她實現最後的心願。我問她,「妳有韓國老家的地址嗎?」她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連韓語都忘記了,只能用湖南口音的中文跟我說了一個含糊的地名,類似於「重慶南道」的樣子。怎麼辦呢?我記下讀音,回到廟裡開始自學韓語,兩個多月後,我就到韓國找到延世大學國語中心的一位學者,請他幫忙查查看,有沒有類似發音的地方。他提供兩個地方,一個在海邊,一個在河邊。我記得老太太說過她家在河邊,就坐新幹線過去查找。我到了一個名叫「江景驛」的小鎮,先到鎮公所查戶籍資料,但找了半天都沒有收穫。工作人員告訴我,此處是韓戰時的戰場,經過那場慘烈的戰爭,當年的房屋經過戰後數十年的現代化建設後,早已蕩然無存,連蛛絲馬跡都沒有了。

我記得老人曾跟我說過,她家在一個小山坡上,抱著最後一絲希望,我到小鎮後面的山坡去找,那個小山坡中間挖了一條公路,地貌早已面目全非。我一家家問,並請來會日語的人當翻譯。結果,皇天不負有心人,在旁邊一座小廟裡,我們遇到一位老太太,我給她看鄭老太太的照片,她立即認出來,說:「這不就是當年鄭家的女兒?是我的鄰居啊!」

此後,我聯繫到漢城(今首爾)基督教會一位長老,由他出面跟韓國政府交涉,終於在1997年春天,把鄭老太太送回韓國治療。但是,醫院還是回天乏術,8個月後,她去世了。回韓國前,鄭老太太特別立下遺囑:有生之年要回韓國看一看,但不論是死是活都要回到中國,和老伴合葬在一起。但是最終,她死在陌生的祖國,未能回到中國。

這種故事,我經歷了好多。如果我不是基督徒,很難堅持下去。我很能理解寫《南京大屠殺》的作家張純如最後為何會自殺身亡,因為那麼多人性的黑暗和醜惡,讓她深受傷害,無法從中解脫出來。

余杰:我看到一篇文章如此描寫你與那些老人的來往:「當他盤腿坐在老人家中的炕頭上,和她們一起喝用粗鹽、土豆和小米熬成的稀粥時,當他和老人一家擠在一張又髒又窄的土炕上睡得又香又沉時,當他顛簸幾10哩山路把重病的老人攙進醫院時,當他在昏暗的燈光下為一個沒有把握的手術而吃不下飯時,當他為闊別祖國50多年的韓國老大娘找到故鄉而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得像個孩子時,人們不得不懷疑他是否和這些不幸的老人有著某種特殊的聯繫?一個在國外旅居了10多年的人,還仍能對這片土地、對這些老人保持著質樸的親情,並且那麼和諧地融進她們的生活中。」我想,只有基督徒才能理解這種超越於血緣、利益之上的愛,那是從天上來的愛。雖然你剛剛從事這項工作的時候你還不是基督徒,但我想,上帝那時就已經將這種愛人如己的心放在你心中。當你成為基督徒之後,你更能堅持著走下去,無論遇到怎樣的困難和挑戰。

我記得德蕾莎修女說過,「愛,直到受傷害。」真正的愛是不設防的,是會讓自己受到傷害的。我又想起此前訪問過的台灣基督徒蘇南洲弟兄,他是最早關注228罹難者家屬的人士之一,他曾說,有228難屬爭奪政府發放的補償金,讓原本好好的一家人分崩離析,教人情何以堪。我想,在你多年幫助「慰安婦」的過程中,大概也遇到過類似的情形吧?

班忠義:其實,我只做了一個正常人應該做的事情,這些老人已經被戰爭這架畸形機器鑄造了悲慘的一生,如果沒有人去管她們,她們最終也會和其他人一樣死去,這個世界也沒有什麼不同,但多一個關心她們的人,本來已經麻木、冷卻的心就會多一絲溫暖,那一顆顆飽受創傷的心靈就會得到多幾許的關愛。我的工作方式是,每尋訪到一位老人,一年之內去看望一兩次。每次去,都要留足生活費給她們,有病的就送進城去治病。在這個過程中,我還是不斷遇到非常遺憾的事情。

比如,有一位叫侯巧蓮的老人,獨自住在山上,我經常去看望她,每次去就到一哩路遠的井邊幫她挑水。我想在山下找個窯洞,讓她起碼能生活得輕鬆一點,然而,窯洞還沒找好,老人就因腦溢血去世了。還有,我忙於這些老太太的事情,自己的父母卻疏於盡孝和照顧。1999年,老父去世前一刻,我正在湖南農村工作探訪幾位老太太,未能見到老父最後一面。第二年,媽媽也過世了,沒有見到媽媽最後一面,作為兒子,我心中充滿自責,但我深信爸媽能理解和支持我的理想和工作。

在救助慰安婦的工作中,我也體驗到人性的缺陷和醜惡,在極端貧困之下,人們對金錢的渴望何其強烈。有一些老太太的家人一聽說有外國來的資助,原本對她們不聞不問,卻立刻又將老人當作「香餑餑」,在我面前演戲。有幾個老人的子女為了得到更多資助,居然跑到老太太跟前吵鬧不休。

很多老太太由於沒有受過教育,是文盲,弄不清楚我是誰派來幫助她們的,當我給她們資助款的時候,她們居然跪下來感謝說:「感謝政府,感謝領導!」那一幕讓我無言以對。


在德國放映慰安婦紀錄片。圖/余杰提供

余杰:中國政府長期以來沒有向這些「慰安婦」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中國官方除了整天煽動反日的民族主義之外,做過什麼實事呢?就對受害者的援助而言,韓國做得相對較好:韓國尚健在的受害者,每人每月大約可以從地方政府得到100萬韓元(約2萬7,000元台幣)的援助,政府還免除她們的房租,如果住院還會有補助金。中國的慰安婦卻只能透過你們這樣的民間組織給予有限的幫助。中國不是號稱「大國崛起」了嗎?對自己的人民卻如此苛待。

班忠義:中國政府長期沒有作為,從未安排過這些老太太的醫療和生活。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中「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很多老太太一生都生活在旁人的歧視中。我們這個小小的民間組織所能做的很有限,20年後的今天,捐款者只有5、60人,與老太太的比例大概還是十對一,過去,每年的捐款總額大約是10多萬元人民幣(約44萬台幣)。有些被她們感動的日本人,將養老金捐出來;贊助的人在日本大都算窮人、受贊助的人也貧窮,這令我分外感動。老太太們需要幫助的地方實在太多了,我一個人不能照顧到那麼多,我要是有幾個「分身」就好了,要四、五個班忠義去跑才行。

感謝主,今年我們的工作有了一點突破。我用了2年時間整理出400小時的錄影帶,配上字幕,不眠不休地加班,趕在8月9日首映前完成關於慰安婦的新電影。這部影片前後花費約1,000萬日元(約270萬台幣)。自從我計畫編導這部紀錄片以來,捐款人又增加了,有近800人贊助。從名單上看,大部分是普通的日本婦女。這部紀錄片在日本各地播放之後,得到觀眾的熱烈迴響,也募集到更多資金。我希望未來能在中國播放,讓更多中國同胞知道這段歷史,並切身參與幫助慰安婦的工作。

用紀錄片為未來中國尋找出路

余杰:這些年來,你除了擔任救助慰安婦的義工外,也是一位紀錄片導演,你拍攝不少邊緣題材的作品,比如雲南少數民族地區基督教徒的歷史與生活。請分享作為一位紀錄片導演,那些在逼迫下持守信仰的基督徒給了你怎樣的啟發和感動?

班忠義:為了多紀錄中國,我們全家於2004年回到中國,在雲南住了4年。我在麗江一所職業學校當日語老師,週一至週五教課,只有週末有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我通常是週五坐夜班巴士到昆明,早上到昆明後再轉其他巴士到別處。然後,周日晚上回到家中。那是一段非常艱辛危險的旅途,因為是夜晚乘車幾乎每一輛巴士上都有小偷,見到值錢的東西就偷。我隨身攜帶的攝影機在他們眼中當然是值錢的東西。晚上我都不敢睡,將攝影機和錢包綑在身上,但有時候止不住打個盹,小偷就趁機順手牽羊。在麗江那3年時間裡,我前後丟了3台攝影機。機器被偷還罷了,拍攝的寶貴資料也被偷,也或許被小偷扔掉了。不過,我沒有跟小偷發生衝突過,沒有發現他們如何偷竊,聽說有人發現他們,跟他們爭執,被他們捅死。

我們有時也帶著兩個孩子一起出門,那時老大3歲,老二才1歲。我們的採訪對象或朋友看到我們一家人出行,隨身帶7、8個包,很感動。有一位攝影記者說,分別的時候,看到我和敬子先抱起孩子,再背起大包小包,覺得我們像是「盲流之家」(大陸農村遷徙和流動進入城市的人口),像是小小的游擊隊,真應當給我們拍攝一張「工作照」。後來,隨著孩子長大要上學,中國的教育很成問題,我們只好又回日本。

我拍攝的這些紀錄片,廖亦武在《上帝是紅色的》一書中也寫到過一部分,有時我們甚至一起同行。我去的次數更多,因為需要拍攝,就要花費更多時間和精力。那幾年,我拍了近百個小時的資料,稍微編輯就會是一部生動的紀錄片。在雲南,基督徒最多的地方有兩處:一個是我拍攝的雲南北部苗族和彝族聚居的地方,一個是雲南西部怒江兩岸栗僳族地區。

余杰:我的老朋友張坦,多年來研究西南地區基督教傳播史,最早研究石門坎(貴州威寧石門的一個著名苗族村寨)的傳教史。我看到廖亦武的書之後,不禁感嘆說,「有那麼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等待我們去發掘啊!」可是,教會似乎重視不夠。

班忠義:西南地區的基督教傳播史,柏格理傳教士和石門坎極為重要。1905年秋,柏格理帶苗族和漢族信徒由昭通出發,經會澤、東川、尋甸到達昆明,再從昆明出發到富民、祿勸、武定。當時,內地會為了在滇東北苗族地區傳播福音,特地派英籍澳大利亞人牧師郭秀峰到昭通協助柏格理。1906年,柏格理帶著郭秀峰再次來到祿豐縣大箐苗寨,在那裡傳播福音後,轉道武定縣的灑普山苗族村寨。在武定縣城和當地政府協商建立基督教堂事宜,是年,教堂破土動工。1907年夏,灑普山教堂竣工,成為雲南北部少數民族地區福音傳播的發源地。

我在採訪過程中,發掘出苗族牧師王志明的故事。他是唯一一座塑像被立在倫敦西敏寺的中國聖徒,可惜中國知識界、甚至教會都對他不甚了解。當年,灑普山教堂建立後,成了雲南苗族教徒的總堂。郭秀峰致力培養苗族牧師,王志明就是其中一位。他出生於灑普山教堂建立的那年,幼年在灑普山洗禮,青年時一直在灑普山任教,1951年,他被按立為牧師。

共產黨佔領中國大陸之後,由於王志明在當地享有崇高的威望,當局最初竭力拉攏他,1956年將他推選為武定縣人民代表。同年8月,他還擔任雲南省少數民族代表團副團長,赴京參加1956年國慶觀禮。他在北京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人們問他見到毛的感受,他淡淡地回答說:「毛也是人嘛。」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全國瘋狂地搞「造假神」運動,強行人們每天做「三忠於」活動。王志明勸阻信徒不要參加「三忠於」,於1969年5月10日被捕入獄。與王志明一起入獄的還有他三個兒子以及村裡幾個信徒。1973年,雲南發起迫害基督徒的「第六個戰役」,企圖徹底鏟除基督教。王志明拒絕叛教,被判處極刑,於12月29日槍決。

另一位生活在彝族信徒中間的硬骨頭牧師—張夢恩,1930年出生於祿勸縣灑營盤鎮和則黑鄉交界的德嘎山村。基督教傳入祿勸時,他們一家就都信主了。1950年,劉鄧領導的「二野」進入雲南,開始減租退押、土地改革運動。信基督的家庭在劫難逃。1951年,雲南掀起的「鎮反運動」,帶給很多基督徒滅頂之災。原因有三:第一,很多在教會任職的人,因為服事主未能參加農業勞動,如果教會裡用了小工,牧師就被定為剝削階級。第二,信主較早的人,子女大都進了教會學校,從教會學校畢業的學生都很優秀,無論是文化知識還是個人品德都是少數民族地區的佼佼者。他們後來自然在當地政府中擔任一官半職,但共產黨來了以後就成了「專政物件」。第三,共產黨從創建那天起就號稱信仰「馬列主義」的「無神論政黨」,將基督教視為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精神鴉片,一建立政權就要將基督教斬草除根、趕盡殺絕。

張夢恩一家自然不能倖免。他家住在杳無人煙的山區,周圍的荒地無人開發,稍微勤奮一點的人都會有自己的土地。他家地多了些,就被劃為地主。他的爺爺和父親都在教會任職。父親在1944年染上傷寒,死在撒營盤。三兄弟中,張夢恩排行老么,大哥經教會培養、讀了師範,1940年代在民國的鄉政府工作,結果被共產黨就地處決。剩下的兩兄弟,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雙雙被帶上高帽,被冠上西方特務、迷信傳播者,遊街示眾。

1973年,整個雲南地區到處都對基督徒施加迫害,武定的王志明牧師被處決,祿勸和則黑的張夢恩和同村的一位老信徒被抓進撒營盤鎮派出所,警察強迫他們公開承諾放棄信仰。兩人異口同聲地拒絕,迎來拳打腳踢。第二天繼續審訊,老信徒表示:「我不能不信,上帝把他的獨生子賜給我們,為我們贖罪,使信他的人不但不死,反得永生。」這句話激怒了派出所長,命令部下將老信徒吊在房樑上毒打,直至昏死過去。老信徒醒來後跟張夢恩要水喝。張到派出所水池去取水,被警察踢翻,要他到上帝那兒去要。饑渴難忍的老信徒要張給他搞點尿水喝。張說:「不能喝那髒東西,我們一起禱告度過難關。」在張的禱告聲中,老信徒安然入睡。兩人在派出所關了20多天後被釋放回家,老信徒回家就臥床不起,數月後歸天家。活下來的張夢恩厄運不斷。1976年,華國鋒上台,大搞「抓綱治國」。雲南把「抓綱治國」的大敵放在基督教上,張夢恩再次被抓到鄉上,遊街示眾,號召當地信徒與他劃清界限,並以「停發口糧」相威脅,造成很多信徒棄信背道。

1979年,中共不得不承認基督教的合法性,村幹部來張夢恩家報告說:「你們這一代人中毒太深,政府拿你們沒辦法,信就信吧。但可別再毒害18歲以下的青年了。」經過風暴洗禮考驗的張夢恩,1980年代被提拔為牧師,成為滇北最年長、最值得信賴、最有威信的彝族牧師。我記錄這些故事的時候,每天都在喜樂和感動中。共產黨要將中國變成一片荒蕪之地,但這群基督徒卻要在最貧瘠的地方建立「山上之城」。共產黨最後的手段就是製造恐懼氣氛,就是屠殺、就是鎮壓。但真信徒願意用生命來捍衛信仰。他們有屬靈人的看見,即便在毛澤東的偶像崇拜席捲全國的時候,也沒有迷失。

余杰:是的,基督徒林昭對中共專制制度的反思,就遠遠超過世俗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她一針見血看到毛的偶像崇拜背後是邪靈,這是一場精神的戰鬥。

班忠義:王志明牧師也是如此,他被毛接見之後,認為毛是人、不是神。他甚至斥責毛是撒旦,付出生命代價與之抗衡。雲南少數民族地區的信徒,如同當年受羅馬帝國逼迫的信徒,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半個多世紀裡,他們的信仰沒有中斷過。

余杰:回到日本後,你的下一部作品是紀錄片《長城外》,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拍攝這部片子的?你希望透過這部紀錄片向觀眾傳達什麼樣的信息?

班忠義:2009年是天安門事件20周年,我就想,用什麼樣的方式紀念六四這場重大的歷史事件呢?正好日本一家電影公司的老闆對這件事感興趣,於是就開始拍攝《長城外》。但從哪個角度去拍呢?回國拍不太可能,我就考慮拍攝那些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的故事。

製片方是一家日本小公司,經費不太充足,我們就以訪談的形式開機拍攝,美國採訪兩次,歐洲一次,拍成了一個主題性比較強、生活鏡頭比較少、很嚴肅的紀錄片,主要目的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記這段歷史。我們購買了很多當年學生遊行、絕食等歷史資料,看到那些為追求民主、勇於獻身的年輕學生大義凜然的形象很是感動。我想把這種感動和20年以後的年輕人共同分享,也讓20年前曾目睹過那個情景的人,一起回顧當年的歷史。流亡不是那一代人特有的現象。直到今天,中國還有那麼多人選擇離開祖國,走上不歸路,變成流亡人士,你也是如此。

余杰:是的,習近平執政以後,中國的人權狀況持續惡化,出現了一個新的流亡潮。當然,出於其他原因移民的中國人更多。

班忠義:很多在國內賺了錢的人,還是要往國外跑,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流亡,只是他不願直接面對,就給自己找藉口:我只是出去經商,出去發展。很多國家的人民出去發展,都把根基置於祖國,但很多中國人一去不回。中國人是用腳投票,這個國家不讓你用手投票,你就只好用腳跑了。我在海外關注到「中國流亡者」的主題,等於在別人的國家拍攝中國的紀錄片,但那不是他們社會的主流。這令人窘困,就像一道菜總成不了主餐,這個題材的作品只能在小型電影院放映。

余杰:美籍俄裔詩人布羅茨基說過:「流亡帶給你們的一個夜晚,通常狀態下也許需要用一生的時間去度過。」他勉勵流亡者說,「不要成為被裝進密封艙扔向外層空間的一條狗或一個人」,而要努力成為真正的自由人,「一個自由的人在他失敗的時候,是不指責任何人的。」我也常常以此自勉,我們到了自由世界,一定要保持甚至提升自己的思想文化的創造力。

班忠義:我在海外生活了很多年,看到中國存在的種種問題,有一種尋路、求道的衝動,想知道海外誰能提出高見、開出藥方,幫助中國走出獨裁暴政的困境。我認為,需要從文化上找根源,用光明照亮黑暗的洞穴,而在西方生活的流亡者最有可能以西方文化來對照中國文化,發現問題。我記得以前聽你分享過,伊斯蘭世界和亞洲文化為什麼難以走向民主自由的問題,我在美國和歐洲採訪了很多中國的流亡知識分子,其中很多人都信仰了基督教,找到了上帝。我想,基督教一定是中國未來的出路。

余杰:目前你做紀錄片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班忠義:在日本的環境下,支持紀錄片的人和機構很少,作者的生活壓力很大。很多中國的重要題材,如反右、文革、地下教會,都沒有人做,很多歷史當事人默默地死去,沒有人記錄,非常可惜。《長城外》花了兩、三年才做出來,剛剛上映,就遇到2011年的福島海嘯、地震,日本社會整個陷入哀慟之中,這部片子在電影院裡只有三、五個觀眾去看,情形讓人絕望。我不知道上帝會不會給我開一條新的道路,讓我有一段時間在美國做紀錄片。不過,我仍然要感謝日本朋友的幫助,他們自己在經濟上並不寬裕,還給我們送米、送麵,那麼質樸、那麼溫暖。這麼多年來,我沒有正當職業,居然也活過來了,這是上帝的恩典,像聖經所說,「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我就是那隻小小鳥。


東京市民上映會。圖/余杰提供

余杰:最後,請你談談未來在紀錄片拍攝方面的工作計畫。

班忠義:製作紀錄片總要面對一些很重要、重大的歷史和現實問題,這需要具有批判精神、骨氣和不懈的追求,能為理想獻身,這才是真正做紀錄片、從事文化工作者的宗旨。

我們關注的是苦難的民族歷史,很多人在血腥鎮壓後忘掉的事實。中國人重要的特徵是容易遺忘,再者,中國人有個遺傳疾病—恐懼症。這個遺傳病使人們不願直接面對大屠殺、大饑荒等大災難,遠離它而不去拍攝它,他們會說這是政治性或敏感性很強的題材,所以避而不談,也不去接觸或調查。中國這幾十年的歷史就是一種「逆淘汰」,那些有理想、有骨氣的人都被專制給殺害,留下來的都是心懷恐懼、謹小慎微的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人。祖父輩告訴他,「不能拍這些東西。」這是一種「活命哲學」,不像西方的基督教,把生命建築在天堂。中國人是活一天算一天,恐懼心理和遺忘症,讓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沒能保留下來。

在這樣不幸的年代裡,我們的某種抗爭是很重要的。國內很多獨立紀錄片作者,具有並堅持了這種抗爭精神。愈是在黑暗的年代,愈要堅持自己的理想、人生觀,不被惡劣的環境左右,雖艱難但不可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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