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磯看台〉一顆難以忘懷的台灣心 ◎ 廖清山 2017-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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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拼了吧!」發表以後,有朋友或打電話,或發送e-mails,表達他們對賴清德接任閣揆的疑慮,特別不加掩飾的展露不喜他那種「親中愛台」的說法。這一點,他們是很在意的。

本來從事政治工作的人,說過的話,做過的事,必然會受到檢驗和監督,這很正常,所以他們無法不扛起責任。錯了,肯定要修正;被誤會了,只有更加講清楚說明白。

針對「親中愛台」,賴清德曾經解釋,他就是要設立平台,以台灣為核心,向中國伸出友誼的雙手。日前特別再一次鄭重宣示,「我主張台灣獨立的立場沒有任何改變」,鮮明的台獨色彩並未消減。近日談到李明哲,他更公開指出,「中國以不為人所接受的審判程序,讓李明哲『被認罪』,令人遺憾」。直接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與過去政治人物慣用「大陸」、「對岸」,大異其趣。最新民調,蔡英文聲望急速竄升16.6%,不知是否與此有關?希望賴清德能堅持信念,永遠和台灣人站在一起。

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放棄檢驗和監督,時時事事都要關心。畢竟放任「別人」左右或歪曲我們的意志,受創最大的,就是我們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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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給我e-mail的朋友當中,有一位於我的人生經歷中間,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存在。

故事要拉回1966年,夏天的美國舊金山市。

那是一個關於性,毒品和談論革命的時代。許多年輕一代的美國人,對美國社會制度、道德準則、價值觀念、傳統藝術形式,甚至基督教教義都產生了懷疑。他們不修邊幅、蓬頭垢面。一群人聚集於公寓或地下室,一邊談論社會文學藝術,一邊吸大麻、酗酒、男女合歡。有時在酒吧、咖啡館吟詠自創的詩,表演自創的音樂。有時也裸身在山林曠野,自然樂趣中尋求心靈慰藉。

嬉皮士,Hippies,沒有錯,他們就是。

我曾為了好奇,有幾次和同學到Haight-Ashbury,嬉皮士最活躍的地區。在那裡一間Coffee shop遇見一群人,其中有個長髪白種男孩,知道我曾經留日,問我是否聽說過禪(zen)、莊子?我回以,聽說過禪,但不知其內涵;莊子則是讀過一些文章,懂一點皮毛。結果被他們圍繞着,談了一個下午。發現他們懂得的,還真不少。除了老子的道德經,連莊周夢蝶都知道,讓我大感驚奇。不過因為不喜他們那種生活方式,後來除了帶外地來的朋友參觀,很少再去。

當時除了工作,當然也會和台灣來的留學生往還。我們在一起的話題,大部分是盤算如何在美國落地生根,拿綠卡、嫁娶生小孩;有人關心台灣前途,認為台灣必須獨立建國;也有一些打算唸完書回台灣發展的人,破口大駡主張台獨的人神經病、野心家。

我出生時,「算是」日本人;二次戰後,短期間「算是」中國人。1947年二二八故鄉名人湯德章被害,我由悲傷到憤怒,決心一輩子堂堂正正的當個台灣人。從此,身分定調。不管拿什麼護照,使用那一種語言,我就是台灣人。

1963年到了日本,經由朋友的介紹,找上台灣獨立同志社。該組織出版雜誌,我也寫了一些漢字文章(內容以日文為主)。雜誌資金大部分由邱永漢負責,但寄發的郵資、多印刊物,在在需要錢,我把出國前三妹和朋友送給我的兩條金項鍊捐出了。1964年奧運期間,我與朋友到各旅社分送宣傳品,並且向台灣旅客宣揚台獨理念。

1965年轉到美國舊金山,大部分時間都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

當時認識出版《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的作者葛超智,他除了簽名送我該書,也希望我幫他尋找一些日文、漢文的資料,準備書寫下一本書。那一段時間,我們往來頻繁,我到柏克萊找朋友,常常順道去看他;他若到舊金山,也必定到我在唐人街租賃的小房間一訪。有時他和朋友聚餐,喝多了酒,也會到我那裡稍事休息。

張燦鍙和賴文雄在進行自由長征活動抵達舊金山時,找上我。除了留下一些宣傳刊物譬如《台灣青年》等,要我派發,更希望我們能够一起打拼。此後五十年,我們的確成為莫逆,除了為組織募款、找人、寫文章,他若遇到難解的問題,也會找我商量、討論。但一般情形,我從事的都是屬於基層,也就是一些打雜,沒有人想做的工作。

來往的同鄉之間,也有一些比較衝,講話不是很好聽的,我向來看得很開,一笑帶過。畢竟人各有志,參與獨立運動,搞不好恐怕要殺頭、送火燒島(後人稱之為綠島)。我若多說一句,不啻強人所難,只好尊重他們的選擇,不去抬槓。

有一天,遇到三個同住一屋,短期間需要打工的台灣留學生。閒聊時,發現他們有濃厚,熱愛台灣的情操,對台獨理念的認知,比一般同鄉深刻。特別是其中兩個,H和C,能言善道,說的真是頭頭是道,好像他們早就參加運動,根本就是如假包換的獨立志士。另外一個只是在旁默默静聽,不發一語。也可能是他那種淡定泊然的性格,一時沒有記住他的名字,後來連長相都忘了。

交談時,我提議,哪個深夜到唐人街張貼標語。經過他們同意並設定時間之後,我買到色紙,裁成長條,以毛筆寫上「打倒蔣政權」、「台灣獨立萬歲」、「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等。並且以麵粉和水加熱攪拌,冷卻以後就是可用以張貼的漿糊。

約定的時辰一到,我興沖沖的帶上標語和工具上他們家。抵達時,H面有難色地說,他感冒了,無法參加。我楞了一下,沒說什麼。

我帶著另外兩個,前往張貼,不過為了安全,請C留點距離把風。不成想,一個街位都沒有走到底,工作剛開始進行,C說太累了,他想回去睡覺。

都開口說要回去了,我根本無法拉住他,不讓走。但心裡暗自嘀咕,二十幾歲的大好青年,走幾步路就喊累,也未免太不可思議。一邊更擔心剩下來的唯一同伴,會不會跟着「罷工」?幸虧他一路陪着我,和我一起完成所有工程。

沒有多久,這三位同鄉離開舊金山,唸書去了。我也搬到南加州,展開生活的新頁。

在這新地方,我又交到另外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把獨立運動當成專業,一般人認定資以養家糊口的「工作」,只能算是副業。似乎我的許多朋友,都有類似的態度和經歷(時至今日,還有人把丈夫給的大筆零用錢,拿來從事運動,也在經濟方面幫助從事運動的人;也有事業家把辛苦所得,分出一部分,僱用專業人員經營網站,替台灣人發聲)。

一般運動的對象,除了海外、島內台灣人、也有當地政要,譬如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聯邦眾議員索拉玆等。另外也以不同的筆名向台灣島內各種刊物投稿,有些得到刊出,有些則如石沈大海,沒有下文。

《台灣文藝》革新號第十七期登載我的短篇小說「結局」,寫的是一個來自台灣,父母都是中國東北人的女孩子在舊金山遇見一個年輕中國人醫生。經由戀愛、結婚,彼此之間漸漸發現生活習慣、思想觀念竟有很大的差異。「當立華說她小氣時,她不覺得他是大方的;當立華說她低俗時,她不覺得他是高雅的;當立華說她愚昧時,她不覺得他是聰明的。」特別叫她忍受不了的,對方動不動就會抛出「你們台灣人就是土」、「台灣是男人的天國,日本男人成群結隊的往台灣這個天國跑……妳是那裡來的,總不該叫我失望吧!」視「台灣人」的太太如無物。

經過解釋、抗議甚至妥協,不斷的努力和掙扎,不得已之下最終只有選擇離婚一途。女主角在分開當下,突然發現久已迷失的自己,不禁輕快的舒了一口氣,「哼!台灣人有什麼不好?我就是台灣人!」

後來《台灣文藝》社長鍾肇政到我家做客時,告訴我一個祕密。他說當日處理拙稿時,他人在日本,否則他可能不敢採用,「太冒險了!」他補了一句。對照「太陽花」的孩子,或許他們會嗤之以鼻,覺得這又有什麼?但在三十多年前那個年代,我認為那還真是一個「突破」。

但運氣並不都是稱心如意。

《文學台灣》雜誌社發行人鄭炯明便曾揭露過,「我們創辦的《文學界》,有一期因旅美作家廖清山寫的小說〈隔絕〉,其中一段涉及蔣經國請人吃飯,事後傳出有不樂之捐情事上了報,自稱調查局的人打電話問廖氏何許人也,回答只是投稿的作者,其他無所了解。後來驚動高雄市政府新聞處,要求主編刪掉那一段。 」

漸漸的,台灣政治環境改變。關心、參與台灣事務的人愈來愈多,我能做的事相對減少。

十多年前,我從「副業」退了下來(美國一般是65歲退休,我又多做了一段時間),平時除了讀書寫作,常常也會想起過往人與事的點點滴滴。那年夏天,舊金山很少開口說話的「第三男」,有幾次出現在我腦海。我有點懊悔當日太不會做人,只因對H和C不滿,人家「第三男」非親非故,深夜裡却陪我做一件「危險」的工作,事後我竟連一句感激的話都沒說,太不應該了。不行不行,我非得找到這個人,有生之年一定要向他親口致謝。

奈何不知其名,不知道他的模樣長什麼樣子,怎麼找?真煩人。

試了幾次,去夏想起住在北加州的蘇松茂。我常笑說他是地頭蛇,朋友就是多,他很可能幫得上忙。

在電話中交談幾句,他馬上說,「知道知道,那個人叫許村源。我這裡有他的電話,你要不要?」

要,當然要。——怎麼能够不要?只是沒想到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拿到電話號碼,即刻開心的打給也是住在南加州的許村源。接通,報上姓名以後,對方熱情的說,「哎呀,我一直記住你這個朋友,想不到能够接到你的電話。許多年了,——差不多五十年了吧?」

聽他這麽一說,確定認對了人。我隨即為那年夏夜他幫我忙,開口致謝。

「沒有,沒有,我沒有貼過標語。一定是你記錯了。」他却忙着否認。

「記錯的應該是你。」說罷,我把那一段「被遺忘的故事」詳述一番,幫助他回憶往事。

想不到故事都沒有說完,他在電話的彼方哈哈大笑。

「你講的故事,我聽說過。和你出去的是高☆◇,是他親口告訴我的。」他一口咬定,記錯的,反倒是我。

我霍然失去自信,甚至不敢確定他所說的高☆◇就是我要找的人。尤其是本來沒有聽清楚那名字,後來還是慎重的問出他叫高銘益,同時也拿到電話號碼,知道他住在美東。

掛上電話前,好奇的詢問許村源,為什麼他會「一直」記得我?他說,有一天打工回家,突然感到腿痛不好走路,是我帶他到W先生那裡針灸。去了幾次以後終於治好,他當然記得我,也很感謝W先生。

W和蘇松茂都是我的摯友,他們兩對夫婦都待我如親弟,對我特別好。

W懂針灸,有幾次帶朋友給他治療,他都不收錢。我提醒他,多少收一點,如此對大家都好。他卻不以為然,淡淡地說,「你一個窮留學生,來往的朋友能有什麼錢?何况他們的事,就是你的事,難道我還收你的錢嗎?」他這麼一說,我自然不再言語。

我隨口問許村源,W有沒有向他收錢?他說,不但沒收錢,還請他吃過幾餐飯。這話再一次讓我深慶得到仗義的朋友。

W和我之間,還有另一則故事。他有許多親朋好友,弟弟一家也在美國。但當他們到律師樓立下生前信託(Living Trust)時,聲明夫婦若離世,獨子到三十歲以前,由我擔任監護人。因為他們夫婦認為,我是他們最值得信任的人,我當然感到莫名的榮幸。更高興的,他們夫婦都能够風光的看到自己的兒子學業有成,又當上某大醫院的外科主任。

這一次找人,不敢再造次。我小心翼翼的接通電話(打幾次,沒人接。後來是高銘益打過來的),先是事務性地問候,輕描淡寫地提起往事,開始故作輕鬆地交談。

才一下子,發現對方人比較內斂,沈穩,話也不是很多。此刻,「過去」突然清晰無比的出現在我記憶中。就是他,沒有錯,就是他。我不再懷疑,馬上鄭重的表達了我的感激之情。

今年二月,乘高銘益來南加州探視女兒之便,我夫婦請他和許村源兩對夫婦到一家海鲜酒家「飲茶」。有幾個人都是頭一次見面,但大家却是一見如故,相談甚歡。

席間我再次面對面地向高銘益致謝。但最高興的,莫過於除了能够一償宿願,不做無禮之人。那個下午,他們也把我帶回五十年前那段美好,無憂無慮、不知天高地厚的日子。真好!

高銘益回去東部以後,我們時不時會電話連絡。有一次我問他,當日他為什麼沒有跟著中途變掛?他說看到朋友事先答應,事後却沒有履行諾言,他只能承擔部分責任。其實他不做,根本也沒欠誰;做了,也沒有得到什麼。

會不會在心的深處,有些事讓他覺得非做不可,於是毅然決然地撩落去。只是不想邀功,不想讓人批評愛現,愛出風頭(很奇怪的台灣人,常常愛把勇以任事的人,先貶抑一番再說,害得台灣難得有好領袖),他就沒有表露真意。故意解釋,之所以會去做,純因為代替別人而為,不是出於自願。恰如有許多台灣人默默付出,不求回報。

我的觀察,他們都有一顆台灣心,但為善不欲人知。正好在高銘益身上,我也看到一顆,晶瑩剔透,彌足珍貴。我多年念念不忘,難以忘懷的,原來就是這顆台灣心。

台灣人支持愛德華參選總統的大圓盤「美麗島」

 (廖清山設計製作。1980年,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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