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公義戰爭的甘地給了龍應台一記響亮的耳光 ◎余杰

2020-10-19 【六都春秋】

文/余杰

反戰是一個天然的政治正確的立場,但在台灣如龍應台那樣高聲宣誓「不管你說什麼,我反戰」就顯得極其矯情,因為當下的台灣政府和台灣民眾並沒有侵略他國的野心(兩蔣時代的「反攻大陸」早已俱往矣,唯有在金門、馬祖殘存少許被雨打風吹去的標語),台灣目前的關鍵詞不是反戰,而是反對中共的武力威脅和侵略。
    
龍應台一邊反戰,一邊展示她那隻「孩童似的天真的貓」,並以趴在克林姆畫冊上仰頭張望的貓來彰顯「文明的細節」,這是一種精心設計的煽情,很容易打動那些愛護動物、熱愛藝術的文藝青年的心。但我看到貓的畫面,立即想起英國歷史學家和戰略家李德哈特的一句名言:假使只像一隻貓那樣,僅眷戀牠自己在壁爐邊上的臥處卻對人類不屑一顧,則正義感又有什麼價值呢?而且也像貓一樣,一旦房屋著了火,這樣的「正義之士」也很可能會被燒死。
    
李德哈特一生研究戰爭史,甚至戰爭的可怕與危害,一生探尋避免戰爭的方法。羅馬人曾有這樣一句警語:「假使你希望和平,就應準備戰爭。」李德哈特在一戰之後終結出一句比較趨近事實的話:「假使你希望和平,就應了解戰爭。」他指出,對於任何的和平計劃,不但很可能是無益的而且是有害的,它們都是因為忽略了人性而行不通的。在這種計劃上所建立的期望愈高,則當其崩潰時引起戰爭的可能性也就愈大。他強調,對於和平而言,並沒有可以像醫師在處方上用公式來寫出的一種萬靈藥。
    
抽象的反戰立場,要麼是偽善,要麼是虛無。就連非暴力反抗運動的始祖、印度國父甘地也不是絕對的反戰者,恰恰相反,甘地全力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儘管那時印度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我曾寫過一篇題為《甘地為何支持公義之戰》的文章,分析甘地在兩次世界大戰時的立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英國駐印度總督安德祿主動邀請甘地到德里參加作戰會議,希望甘地出面說服印度人民支持英國,暫時停止對抗行動,並為戰爭提供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在此次會議上,甘地用印度斯坦語說了一句話:「我受責任心的驅使,竭誠擁護征兵的議案。」後來,甘地在自傳中寫道:「我在會議上所講的那一句話,對我是意義重大的。我不能忘懷這次會議和我所支持的那個決議。」他進而提出「處於能動態的非暴力」的概念來解釋自己為何支持戰爭:「處於能動態的非暴力即意味著有意識地經歷磨難。它不是說要逆來順受地屈從於行惡人的意志,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與強權的鬥爭。惟有遵循這條人類的法則,才可能以個人的力量與整個不公正的國家對抗,以維護自身的榮譽、信仰和靈魂,為將來這個不公正國家的崩潰瓦解或是新生重建奠定基礎。」
    
一九三八年,英國首相張伯倫和法國總理達拉第在慕尼黑將捷克出賣給希特勒,當時許多民眾把慕尼黑和會看作是「和平的勝利」。甘地卻一眼看穿了此次會議的實質:「爭取歐洲和平,是暴力擴張的結果。英、法受挫於德、意聯手發出的暴力氣焰,可以說是一敗塗地。可是,德、意有何好處可得?這麼做有益於人類的道德精神嗎?」甘地分析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這兩個獨裁領袖的哲學觀,以害怕屠殺為懦行。窮兵黷武只有獨裁的下場。」他深刻意識到,面對獨裁者和戰爭狂人的威脅時,「人可能也應該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而流血」。甘地的言論發表之後,納粹德國的報界一片譁然。戈培爾控制的納粹宣傳部以野蠻的話語抨擊甘地,並威脅要向印度實施報復。英國感到害怕,英國駐印度總督認為甘地的攻擊性說法危害了剛剛穩定下來的、尚且十分脆弱的英德關係。但甘地不為所動,回應說:「我假如怕國家、自己、印德關係受害而猶豫,不願把內心最深處認為百分之百合理的意見,表白出來,大可將自己視為懦夫。」二戰爆發後,甘地全力支持這場反法西斯的大戰,敦促印度的男兒拿起武器,與英美盟國並肩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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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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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國人,蒙古族,基督徒,美國籍。一九七三年生於成都,一九九二年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一九九八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暢銷百萬本,其文字和思想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  二零一二年赴美,拋棄如同「動物農莊」般野蠻殘酷的中國,誓言「今生不做中國人」,並致力於在思想觀念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解構大一統的中華帝國傳統,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徒精神與保守主義價值,也就是其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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