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19【六都春秋】
文／余杰
「冷戰時期，美國的目標是圍堵；到了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推力是改造。冷戰的核心是西方的防衛；後冷戰的外交政策期望延伸西方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曼德爾邦
美國力量的限度和美國模式的非普適性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葉爾欽，當天傍晚十九時三十八分，蘇聯國旗在克里姆林宮上空緩緩降下。如果將這一刻視為冷戰的終結，那麼持續至今的「後冷戰時代」就是美國獨領風騷的時代。美國成為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帝國，此前，沒有一個帝國能跨越大西洋或者同時深入歐洲和亞洲的腹地。但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在同一時期幾乎丟掉了大半個世界，正如美國學者麥可·曼德爾邦（Michael Mandelbaum）在《美國如何丟掉世界》一書中所說：「美國未能讓中國政府保障人權，未能在俄羅斯建立順暢的自由市場、或真正的代議制體制。美國也未能在索馬利亞、海地、波士尼亞和科索沃，扶立運作良好、普被接受的政府。它沒有把阿富汗和伊拉克改造為寬容、有效的國家。它沒有給中東帶來民主，也沒有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間締造和平。」
在後冷戰時代，美國發動的軍事任務全都成功了，但隨後的「政治宣教」，即改造美國軍事戰勝地區的努力卻大都失敗了。曼德爾邦所說的「政治宣教」包括兩個任務：首先是「建設國家」，即是在不同背景的族群中培養國家共同體的意識；另一個是「建設國家機制」，也就是創造可運作的、民主的政治體制。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的總統、國會及絕大多數美國民眾都深信，美國價值能適用到全世界，美國的體制對全世界都有用，美國有責任將兩者盡可能傳播出去。
圖為克里姆林宮。圖片來源：資料照
然而，在美國最強大的時刻，這種自信心卻遭受重大挫敗。美國人不得不承認其力量的限度。打贏一場戰爭是一回事，改造一個族群或國家的國民性又是另一回事。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正面戰場的戰爭很快結束，但建立有效且民主的政府的努力卻遲遲不見成效。曼德爾邦指出，問題的關鍵在於，「很多地方缺乏必要社會條件支持美國想要樹立的公共體制。這些體制需要當地人民具備某些他們根本沒有接觸過、也不能接受的行為模式，畢竟體制要能運行，得靠他們才行」。他用一個看似幽默卻很苦澀的比喻形容美國的尷尬處境：「美國已經把馬帶到水邊了，可是馬兒不喝水呀。」美國在二戰後成功改造日本和德國的經驗並未在更多地方複製，因為戰前日本和德國已是現代化國家，只是暫時走入歧途；與之相比，伊拉克、阿富汗、索瑪利亞、海地等國家的文化和社會的政治效忠太狹隘，「不足以支持美國想在其中移植的公正無私的規範之體制」。
美國穩如磐石的民主共和制度是兩百年來人類最偉大的奇蹟，美國的民主自由具有普世價值的地位和意義。但普世性並不等同於普適性。托克維爾的《民主在美國》，不可以隨意換成民主在其他某個國家，因為托克維爾指出，民情對美國維護民主共和制度具有關鍵影響。他所用的「民情」一詞的含義與拉丁文的mores一樣，指「一個民族的整體道德和精神風貌」。一九零二年，梁啟超在訪問美國時敏銳地發現：「美國之獲自由，其原因必有在革命以外者。謂美國人之自由，以獨立之後而始鞏固則可；謂美國人之自由，以獨立後而發生則不可。……自十六世紀殖民以來，（各殖民地）即已星星點燈，為許多之有機體，立法、行政、司法之制度具備焉，純然為一政府之形。故美國之共和政體，非成於其國，而成於組織一國之諸省；又非成於其省，而成於組織一省之諸市。必知此現象者，乃可以論美國之政治。必具此現象者，乃可以效美國之政治。」換言之，任何國家和族群想要效仿美式民主制度，都必須先具備美國式的民情。
美國是怎樣失去俄羅斯的？
曼德爾邦在書中討論了美國推廣民主的外交政策在世界各地的失敗，如中東、南歐、非洲、南美等地，而最大的失敗是對俄羅斯和中國外交的失敗。
北約東擴是柯林頓政府一項重要的對歐洲和對俄羅斯政策。柯林頓認為，讓若干東歐國家加入北約，可向它們提供更多安全保障，而俄羅斯無力阻止這一趨向。然而，「冷戰之父」喬治·肯楠批評說：「北約東擴將是整個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最致命的錯誤。」一九九零年五月五日，蘇聯解體之前一年，肯楠即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的政府在北約強硬派盟國（英國和法國）的壓力下，準備利用俄羅斯當前危險而混亂的局勢，將它從各個方面，尤其是歐洲大陸的安全事務中排擠出去，讓北約盟國接手……我想，利用另一大強國羸弱的間隙獲取平時得不到的利益，終歸不太合適，讓我說，這樣做日後一定會遭到報復。」肯楠是最具睿智與遠見的外交家，他在戰後不久就被迫退出政府，儘管他自嘲說「除娛樂圈和政界的人物以外，我或許算是國內最受尊敬的人之一」，每一屆總統都會邀請他到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徵求意見，但聽了之後如風過耳。
圖為「冷戰之父」喬治·肯楠。圖片來源：資料照
果不出肯楠所料，俄羅斯這個受辱的北方巨人，一旦經濟狀況好轉，且找到一位雖然不像史達林卻像沙皇的政治強人——普丁，立即向美國展開報復行動。曼德爾邦寫道：「北約東擴惹惱了俄羅斯，傷害了西方和美國在歐洲的目標。它使俄羅斯反對相當有利的後冷戰和解局面。它使得只要美國有任何國際倡議，俄羅斯幾乎不假思索地一概反對。」俄羅斯吞併克裡米亞、出兵烏克蘭、介入敘利亞內戰，在這幾輪交手中，美國屢屢處於下風。這就是柯林頓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惡果，他要顯示美國和北約的力量打遍天下無敵手，卻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造成這種外交誤判的原因是，絕大多數美國總統在上任之前毫無外交方面的履歷和經驗，其信任的幕僚也好不到哪裡去，這是美國民主制度的弱點之一。
在後冷戰時代，俄羅斯不是美國的首要敵人，中國才是。美國卻繼續冷戰時代的策略，將俄國當做主要敵人，這是冷戰思維的慣性，更是利益攸關：那些「吃蘇俄飯」的政客和戰略學者，不願承認俄羅斯的危險性下降了——俄羅斯的危險性下降意味著他們的重要性也隨之下降。一些戰功卓著的軍方高級將領也未能審時度勢、與時俱進，曾任國防部長的馬蒂斯將軍的戰略觀即停滯在冷戰時代，認為美國的戰略重心應當在歐洲，主要敵人是俄國；他未能意識到美國的戰略重心必須盡快轉移到亞洲、美國的主要敵人已是中國的新局面。川普總統靠其直覺捕捉到了這個變化，馬蒂斯跟不上這個變化才被免職。最早意識到美國不該以俄國為首要敵人的川普，即便貴為總統，仍受到既得利益集團之杯葛，為此他們炮製出所謂「通俄門」事件來企圖彈劾川普。既得利益集團維護其私利不惜損害國家利益，這就是川普斥責的「深層政府」和「華盛頓的沼澤」。
川普的俄羅斯政策是正確的，那些以批評俄羅斯和批評川普來彰顯「政治正確」的民主黨政客和美國主流媒體則錯了。正如戰略學者鄧尼斯·奎恩·密斯（Daniel Quinn Mills）和斯蒂芬·羅斯菲爾德（Steven Rosefielde）所說：「俄羅斯位於對抗伊斯蘭國家和中國野心的最前線，所以自然是美國在中東與遠東地區的盟友。然而，美國政客卻不斷地抨擊俄羅斯，仿佛美俄又回到冷戰時期的極度敵視態度。這是非常嚴重的失策。」俄羅斯固然不是民主國家，但比起中國的極權主義來，俄羅斯的威權主義的威脅畢竟要小得多。美國若不明智地將俄羅斯推到中國一邊，美國同時對付中國和俄羅斯必將更加吃力。美國正確的做法是：「美國不需要將俄羅斯視為對手，美國沒有充足的理由反對普丁在某種程度上重建俄羅斯的領土；如果要反擊中國與伊斯蘭國家、以及制衡日益自信的德國，確實需要一個強大的俄羅斯。」
正確的對華政策是將中國阻擋在鐵幕的那一邊
曼德爾邦指出，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卻並未變成民主國家。當它愈富時，外交政策沒有如美國預期那樣的發展，反而變得更強悍。「中國人介意他們是文明古國，更曾是東亞霸主的身份。其政治文化裡有根深蒂固的願望，希望能恢復往日的光榮，中國人莫不渴望將他們的經濟奇跡轉化為政治影響力。讓中國對外採取更強硬作風的另一個因素，則是它對世界的怨恨十分濃厚。中國共產黨當局相當強調中國人在列強手下受到的『百年恥辱』。」所以，中國的擴張政策不單單源於共產黨鞏固其統治合法性的需要，也源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政治邏輯本身。
對華外交政策的失敗，共和黨和民主黨建制派皆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老布希時代，中共血腥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後，老布希即派出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秘密訪華，向屠夫鄧小平示好，放過了強力制裁中共的機會。美國前駐中國大使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披露，在其任期內最令他失望和痛苦的事情並非北京的高壓，而是白宮的退縮和示弱。
老布希遣特使訪中國。圖片來源：資料照
到了柯林頓時代，柯林頓在就職演講中將「北京屠夫」與「巴格達屠夫」相提並論，似乎要推行強硬的人權外交。一九九八年，柯林頓訪華時，我在北京大學聽到他為民主自由的有力辯護，頗為振奮。然而，雖然柯林頓斥責中國領導人「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卻沒有料到美國人想要中國人改的東西，恰是中國領導人強烈要維護的東西，中方願意付出高昂的代價維護它，這事關共產黨政權的生死存亡。相比之下，美國總統、他的政府和他的國家想要推動中國變革的承諾，卻只有三分鐘熱度，且不在美國外交目標清單的首頁。於是，「柯林頓政府從它原先的中國政策撤退，因為它很尷尬地發現，它並沒有權力執行把人權和經濟關係掛鉤處理。」美國的對華政策從試圖改變中國內政，變成善加利用中國提供的經濟機會。柯林頓政府自欺欺人地宣佈：「促進人權的第一個方法是鼓勵市場改革和貿易。」負責對華政策的，不再是政治與軍事方面的官員，而是處理全球經濟事務的官員——他們自願充當新時代的「洋買辦」，與中共太子黨一起發大財。
到了小布希時代，因突發「九一一」恐怖襲擊，美國將焦點轉向伊斯蘭恐怖主義，其對華政策基本沿襲柯林頓的做法。小布希政府的副國務卿佐立克希望中國在國際上做「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承擔起維護開放的全球貿易和金融制度的責任。然而，中國的行徑卻比較像是經濟學家所謂的「搭便車」，利用系統的漏洞圖謀私利，不顧整體利益。
三十年以來錯誤的對華政策，讓美國養虎為患。川普掀起的美中貿易戰扭轉了這一足以讓美國自取滅亡的勢頭。肆虐全球、沉重打擊美國經濟的武漢肺炎，更是宣佈全球化的幻滅，並加快了美國與中國脫鉤的過程。美國無法讓中國走向民主，除非中國國內自發生成追求民主的主流民意；美國更不能讓全球化成為持續給中國的輸血的機器，中國的富有只會讓獨裁變本加厲。美國剩下的手段就是將中國像當年的蘇聯那樣封鎖在鐵幕的另一邊。
中美貿易帶給美國的弊害遠遠大於好處。唯一的好處是商店裡充斥著中國製造的廉價商品，同時卻帶來三重傷害：傷害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的原則，傷害美國的政治制度和立國根基，傷害美國的國家安全。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九日，美國聯邦參議員約翰·科頓（Tom Cotton）和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提出《保護我們的藥品供應鏈免受中國侵害法》，旨在消除美國對中國藥品和必需品的依賴。科頓在聲明中說：「中共因自己的失敗而引發大流行病，卻反過來威脅要切斷美國獲得重要藥品的管道。是時候將美國的救命藥品供應鏈從中國撤出了。」企業研究所研究員馬克·蒂森（Marc A. Thiessen）同日在《華盛頓郵報》撰文說，美國應該在社會和經濟上與中國保持距離，疫情為美國重新審視與中國的關係提供了機會：「中國政府的行為導致冠狀病毒大流行，是美國重新評估其與北京的經濟聯繫並發展藥品和關鍵技術替代供應鏈的機會。中國關於病毒的謊言使我們陷入衰退。現在該使我們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擺脫對欺騙政府的依賴。」美國依賴中國的許多產品，但「從中國購買便宜的衣服和運動鞋是一回事；依靠殘酷的中共極權政權提供拯救生命的藥品以及通信基礎設施，則另當別論」。中國問題專家史劍道（Derek Scissors）和卜大年（Dan Blumenthal）此前也發表共同聲明指出，美國應該在對國家安全、繁榮和民主價值觀非常關鍵的領域與中國進行切割。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共識」已隱然成形。
中國製造仍是全球貿易關鍵產業鏈。圖片來源：資料照
川普重啟美國外交政策的「傑克遜主義」
既然過去美國的外交政策犯了大錯，那麼該如何進行糾正呢？曼德爾邦的這本書，重點在於批評過去的錯誤，而非為未來指點迷津，他只是謹慎地評論說：「美國在當今時代應當扮演的角色是國際和平的維護者，而非個別國家內部結構的改造者，因為後者並非美國能力所及。」古往今來每一個想統治世界的帝國都失敗了，美國也無須統治世界，美國只要用盡可能少的資源維持基本的世界秩序就足夠了。
美國外交政策專家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一書中指出，美國現在面臨歷史上真正重要的轉折點，所以它必須做出以前從未做過的事：為了美國在和平時期的世界領導地位，形成一貫的、在政治上能起支持作用的戰略。從一戰到現在，一個多世紀以來，雖然美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是它強大的目的是什麼，應該如何運用這種強大的力量，對這兩個問題作出一致的回答，確實是一個嶄新的課題。美國的持續強大和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國家在選擇和追求目標時表現出的智慧、勇氣和決斷。
由此，米德接著提出一系列的追問：美國需要什麼樣的霸權，為什麼需要這種霸權？應該制定什麼樣的政策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美國從中得到好處、降低維持全球主導地位帶來的風險和代價？美「帝國」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是帶來富足、帶來安全還是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然而，美國社會對這若干絕對核心的問題幾乎缺乏公眾討論，也許這就是今天美國人為歷史健忘症所付出的代價。
毋庸諱言，美國是肌肉淋漓的霸權，但美國又是有史以來最為仁慈的霸權。米德指出，美國人有四種看待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式，反映了幾種看待國內政策的截然不同而有時又互相補充的方式。漢密爾頓主義者認為，國家政府與大企業之間的強大聯盟是國內穩定和國外有效行動的關鍵，他們長期關注國家以有利的條件融入全球經濟的需要。威爾遜主義者認為，美國負有向全世界傳播美國民主和社會價值觀、創造接納法治的和平國際社會的道德義務和重要國家利益——這就是曼德爾邦所說的、最應當避免的「傳教士式」的外交。傑斐遜主義者認為，美國外交政策應當少關心向外傳播民主，多關心國內的安全，少捲入沒有必要的海外同盟關係，如此可降低戰爭風險。傑克遜主義者，即人民主義學派者認為，美國政府在外交和國內政策方面最重要的目標應該是美國人民的物質安全和經濟富足。美國不應主動挑起國際爭端，但在其他國家對美國發動戰爭時，傑克遜主義者同意麥克亞瑟的觀點，即「除了勝利，別無他求」。米德認為，傑斐遜主義學派的聲音是美國最應傾聽的。我則認為，傑克遜主義者的主張才是「對症下藥」——恰好川普總統是傑克遜總統的粉絲。承認並接受世界並不美好，謹慎地施展美國的力量，不必試圖叫醒他國裝睡的人民（裝睡的人是叫不醒的），這是美國的外交政策決策者所需要的基本的謙卑。
外交政策的形成，需要邱吉爾、雷根式的政治人物的高瞻遠矚，需要大學和智庫的學者專家的智慧結晶，也需要民間社會耐心的討論及群策群力，還需要超越總統任期的持續性和前瞻性。美國犯過很多嚴重的錯誤，但美國的偉大在於它具備糾錯的能力，正如米德所論：「如果領導層不斷培養出的政治家，無法有效地維護傑克遜主義美國的尊嚴，那麼這個國家實施有效外交政策的能力將會受到嚴重阻礙。同時，那些嚴謹的美國政策學者以及那些志在領導國家的人面臨的任務，是在歷久不衰的美國政治傳統中找到有效方法，與美國人民的願望和價值取向取得共鳴，贏得他們堅定不移的支持——進而制定出的政策能讓人民在將來某一天為維護它而付出有意義的犧牲。」重啟美國外交傳統中的「傑克遜主義」的川普，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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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來源：資料照
作者
余杰
蜀國人，蒙古族，基督徒，美國籍。 一九七三年生於成都，一九九二年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一九九八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暢銷百萬本，其文字和思想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 二零一二年赴美，拋棄如同「動物農莊」般野蠻殘酷的中國，誓言「今生不做中國人」，並致力於在思想觀念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解構大一統的中華帝國傳統，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徒精神與保守主義價值，也就是其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