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北帝大到台灣大學­──「去日本化」與「中國化」下的台大 ◎ 楊起東 2018-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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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底來美留學時,在學校遇到一位日本厚生省(相當於衞福部。2001年後與勞働省合併成為厚生勞働省)派來美國留學的一名官員。這名本身是醫生出身的官員問我在台灣讀那一間大學。我說是台灣大學。他稍微伸直身體而頓了一下再追問:是以前的台北帝國大學嗎?我說是的,戰前叫做台北帝國大學。這時我可感覺到他流露出來的敬意。

這位日本官員的敬意是源於台北帝國大學?或是當時的國立台灣大學?我不得而知。若因為是前者,則理由是很明顯的。台北帝國大學是當年日本帝國內(含日本本土,台灣,與當今的南北韓。當時的日本傀儡政權滿州國雖也有好的大學,但因為是個名義上的獨立國家,並沒設有帝國大學)的九間帝國大學之一。是相當高層級的研究機構(當年名氣有如當今美國的常春藤聯盟)。但若是後者,則我可要感嘆他有所不知,不了解國民黨所帶來的中國文化對現代教育的摧殘。當年在台灣求學時,由小學到大學所經歷的是一連串的黨國教育所引進的封建獨裁的僵硬文化。這種教育體制與文化如何能產生現代教育所要培育的人才?我們在台灣已聽慣了為什麼台灣人在台灣無所出頭,但有些人到國外後卻大放異彩。這種說法其來有自,不是沒有原因的。台大是台灣的最高學府,台大人一般也自視頗高。但外人與國際教育界如何看台大又是另外一回事。以最常被引用的2018年的世界大學排名榜(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來看,台灣在全世界排名第198。落後於亞洲的一些大學,如新加坡,香港,南韓,日本,與後來追上的中國。這種排名看來當然不是很光彩。但問題是,為什麼?



為了了解由台北帝國大學到國立台灣大學的轉折,我們得先簡單的介紹台北帝國大學,然後探討二次大戰後國立台灣大學的產生,及探討當時的一些關鍵人物。再來我們會訪問早期台大的畢業校友,以了解當時那個轉型期的概況。最後是結論。

台北帝國大學

台北帝國大學是總督府於1922年就開始規劃的。1928年3月16日依勅令第30號(台北帝國大学二関スル件)設立,正式創效。當年4月1日開課。台北帝國大學是日本帝國大學系統下的第七間帝國大學。第一間是東京帝國大學(1886年成立,原名為帝國大學,目前的東京大學)。第二間是京都帝國大學(1897年成立,目前的京都大學)。第三間是東北帝國大學(1907年成立,目前的東北大學)。第四間是九州帝國大學(1911年成立,目前的九州大學)。第五間是北海道帝國大學(1918年成立,目前的北海道大學)。第六間是京城帝國大學(1924年成立,目前的首爾大學)。第七間是台北帝國大學(1928年成立,目前的國立台灣大學)。第八間是大阪帝國大學(1931年成立,目前的大阪大學)。第九間是名古屋帝國大學(1939年成立,目前的名古屋大學)。

當時的帝國大學走歐洲的學制,以講座為主。依當時的「帝國大學令」,「學部設置講座。講座以教授擔任之…。」。又,「帝國大學以綜合數個學部構成」。講座是日本帝國大學的基本單位,同時兼具教學與研究的雙重功能。(曾士榮:從「台北帝大」到「台灣大學」—戰後文化重編之個案研究(1945-1950))。「在制度上集若干講座為學科,集若干學科為學部,集若干學部為帝國大學。但因學科有名無實,講座才是帝國大學的基本單位」(來源同上)。在這種制度下,教授是大學的主體,也就是「教授治校」。在1945年接收時,台北帝大共有五個學部,114個講座。其中文政學部有四個學科,25個講座;理學部有四個學科,13個講座;醫學部有24個講座;農學部有五個專攻,22個講座;工學部有四個學科,30個講座(來源同上)。

1928年4月開校時,台北帝國大學共有55名學生。其中日本人49名,台灣人6名。1934年4月時,在128名學生中,日本人有102名,台灣人有26名。在1940年4月開學時,在323名學生中,日本人238名,台灣人83名,朝鮮人兩名。台灣人大都在醫學部(台灣人74名,日本人70名)。大學院(相當於研究所)中,日本人一名,台灣人兩名。當時的帝國大學之有異於一般大學(台灣當時則僅只這間大學),是因為帝國大學雖然也注重教育,但功能以學術研究為主。也別小看當時的台北帝國大學在1945年時那年只有382名學生(台大校史),114個講座。但那時台北帝國大學的預算可是大於當時中國所有教育預算的總和。這麼一所極為菁英的當年台北帝國大學在1945年國民黨來接受後便開始變質了。

國立台灣大學

1945年10月,國民黨來接收後,於11月將台北帝國大學更名為「國立台北大學」。12月15日,再改名為「國立台灣大學」。要了解台北帝國大學與國立台灣大學的不同方針,我們大可各由首任校長的演講中看出。台北帝大的首任大學總長(校長)幣原坦在帝大創校的「入學宣誓典訓」中說:「本大學不啻要做一般帝國大學通盤之研究而已,而且還要以台灣為中心的東、南兩洋之文化及熱帶、亞熱帶之白熱對象,加以研鑽,發揮其特色」(松本巍:《台北帝大沿革史》)。國立台灣大學的首任校長兼接收主任委員羅宗洛(校長任內1945年8月至1946年5月)在甫接收的首次全校集會中宣示:「本大學為國立大學,故應中國化」。後來又說「台北大學雖以台北為名,然非台灣之大學,乃中國之國立大學」。後來的傅斯年(校長任期1/20/1949-12/20/1950)也持相同看法(曾士榮:從「台北帝大」到「台灣大學」—戰後文化重編之個案研究(1945-1950))。

接收台大後,學制的改革便著手進行。學系及學分制取代講座成為台大的基本單位。在講座制下除了以研究及學術的探討及提升為主外,也是教授治校。改為系學分制則將重點轉為教育,而不是學術研究。而官力也跟著進入了校園。但在剛開始時,學制上還是混合的。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後,大批原本還留在台灣的日本教授紛紛返日。原本在中國時強力支持講座制的留歐的傅斯年,在校務會議中回答教授的質詢時說,台大作為國立大學,應把教育(教學)看得比學術(研究)還重。傅斯年的轉變也反應了那時候的局勢:1949年前後大量湧入台灣的兩百萬中國官員、軍人、與難民。不但有許多流亡學生求取入學,也有不少流亡教員求取職位。但整體而言,整個學制的轉變與後來的種種變化說來都是依循「中國化/去日本化」的路線前進。在這種路線下自然造成一些人認識上的錯亂。過去有許多台大人以為台大是1945年才成立的。連台大校方在1995年所出版的《台大五十年》一書之名都說出了這種認識上的錯亂。這也不只是台大而已,許多早期「外省人」以為1949年前的台灣並不存在,而他們也都極力去否認與掩蓋日本曾經治台50年的那段歷史。

政軍特勢力的進入校園

日本帝國於進入二、三十年代後,大正民主已不再,整個國家社會漸漸走上軍國主義與專制獨裁的道路。雖然如此,但可就沒聽說過軍隊攻入校園逮捕學生的。當時的日本雖也有異議與反戰人士與團體,但沒聽說過有什麼學潮的。另一方面,在戰前的日本社會中,教授與和尚是最受人尊敬的兩個行業。在這種背景下,政軍特之介入校園雖不無可能,但卻是匪夷所思的。但在國民黨接收台灣後的學術界,「忠黨愛國」的學者自然是國民黨的「接收大隊」與「淨空專家」了。而一些以前難以想像的事情也就開始發生了。

在台大,我們看到了傅園,也看到了傅鐘。連傅鐘的21響次都是為了紀念傅斯年所說:「一天只有21小時,剩下的3小時是用來沈思的」(維基)。台大如果曾經有這麼一個強調學術自由,好沉思,並引史賓諾沙所說「貢獻這所大學于宇宙的精神」的有涵養有𠄘担的校長,台大何其有幸。而且還聽說他嗆過彭孟緝:「若有學生留血,我要跟你拼命」。這種有骨氣的學者能不留青史嗎?但一個簡單的邏輯與事實是:不是一個「忠黨愛國」而又是「血統純正」的中國人,在那時能當上台大校長嗎?

1949年時,中國的流亡學生已將在中國行之有年的學潮引進了台灣。當1949年的「四六事件」(因1949年4月6日凌晨逮捕台大與師大學生)爆發後,從台大(傅斯年當校長)與師大(半山謝東閔當校長)校長的反應便可看出兩者立場的一致與風格的差異。靠黨國一杯羹欽賜的半山謝東閔與政府配合,協同軍警一起逮捕學生。傅斯年有點不同,他於1926年就入國民黨,雖然也曾批孔祥熙與宋子文,但對蔣介石是忠誠有餘的。他的黨齡與忠誠,及他在中國時期所表現的堅強黨性與堅持大一統思惟,是有本錢讓他能說一些話的,豈是半山的謝東閔得以相比的。據陳誠的日記,陳誠找傅斯年、謝東閔、與彭孟緝會商台師大的學潮。傅斯年說要辦就先肅清匪諜。但當陳誠說匪諜的大本營就在台師大後,傅斯年同意了軍警的介入。但開出三個條件:一,要快;二,要徹底;三,不能流血。在謝東閔與傅斯年的同意下,軍警於1949年4月6日進入宿舍逮補了250餘名學生,也就是史稱的「四六事件」。(李中志:傅斯年,獻祭這所大學于政治。思想坦克,6/3/2018 )。今天的台大人與台大校友還在紀念緬懷傅斯年豈不是很大的諷刺。但這也說明了黨國體制下官學兩棲學者的真面目。後來的打造「開明形象」的馬英九與號稱是「自由派學者」的江宜樺不也都也是這種「忠黨愛國學者」的典型人物嗎?國民黨這種官學兩棲的DNA是會傳承下去的。四六事件後,軍警特也全面進入校園。教官的四處進駐,審稿,黨棍橫行,而發展到1972年爆發的哲學系事件,解聘了大量哲學系教授。真可說是盜統的香火不斷。



由台北帝國大學進入國立台灣大學是一個慘痛的過程。除卻這些恐怖事件外,那時的台大倒底是如何的一種景象?當年的學生已難以找得到,但我們無妨聽一些早期台大畢業生的經歷來看那一段時日的台大。

戰後初期的台大畢業生

要了解由台北帝大轉型到國立台灣大學的那段時期,在台灣雖然仍有人可以作證(如李登輝,彭明敏),但在美國要找尋那一代的人物可說相當困難。底下我們找出一些比較早期的畢業生,由與他們的會談中來了解台大在那一時期的概況。底下的次序依入學與畢業的年度作為排列。

一、楊蘭芬(1947-1953)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南加分會(NATWA-SC)於2018年3月10日於聖蓋博市慶二十五週年,林鴻德醫師與楊蘭芬醫師夫婦合唱「故鄉的鳳凰花」。(黃樹人攝)

原本要訪問林鴻德、楊蘭芬夫婦兩人。林鴻德在東京帝大讀到大三,戰後轉台大醫學院由三年級開始讀(那時的台大醫科只要讀五年)。當年日本學生已被遣送回日本,所以醫科大都為台灣人。林鴻德班上有一名同學葉盛吉因為參加讀書會而被槍斃。低他兩屆也有一名同學顔世鴻也因讀書會而被關13年。但林鴻德最近身體不適,所以我們只在電話中訪問楊蘭芬。那時台大醫科才開始招收女生,過去女性若要學醫則得到日本去。楊蘭芬也因而成為台灣歷史上第一位進入台灣的醫學院就讀的女性。那一屆的醫科學生中,楊蘭芬是約80名台灣人中唯一的一位女性。中國人後來逃難撤退來台,約有20名流亡學生進入醫科。他們是透過何種考試,何種資格審核,及何種管道進來的,楊蘭芬說她不知道。只記得其中有一個相當優秀,他都為其他流亡學生打pass。在中國來的流亡學生中有三名是女生。

楊蘭芬畢業於台北高等女學校(目前的北一女)。那時教化學、數學、及跳舞的是日本老師,教英文的是一名台灣人。在台大醫學院讀書時,基礎醫學大部分還都是日本教授。組織學、解剖學及細菌學都是日本教授。病理學教授則為一位留日,日本話講的很好的中國人葉曙主教。那時醫科已改為讀六年才畢業。在臨床方面則漸漸有台灣人由日本回來。當時的教授大都以日文及台灣話教學,因為講北京話還很困難。楊蘭芬回憶日治時期的那時台灣人一般想當三師(醫師,律師,工程師)。日本教育也相當重視醫師的人格與品德。從日本治台開始設立「台北醫學校」時即強調:「要先做人,才能做醫生」。相當重視為人的品格教育。而當年聽也沒聽過醫療糾紛。

二二八事件後,「去日本化」與「中國化」開始加速進行。

楊蘭芬錄製有一片CD《經過三個朝代的女人》,敘述她一生經過日治時期,國民黨時期,及後來移民美國的故事。

二、劉和源(1951-1955)

在美國當教授退休的劉和源是1951年進入台大攻讀植物病理(Plant Pathology)與昆蟲學(Entomology)的。當時的學生只有七人,其中兩個是台灣人。他一直受教於日本教授松本巍(按,他是《台北帝大沿革史》一書的作者)。松本巍是美國聖路易大學(Saint Louis University)的博士。松本巍因為是單身無家,而且他的智識也是當時美國資助的農復會很需要的,所以他一直留在台大,直到1968年在台灣去世。松本巍也是台北帝大創校時就開始在台大教書的。當時劉和源一直師承在松本巍之下,但因為那時已禁用日語,所以松本巍都用英文教學。那時植病系分為四組,與外省學生較無來往。他不了解班上的外省同學的教育背景。雖然沒有地域觀念,但都避談政治。那時沒聽說過1949年發生的四六事件。

228事件發生時,劉和源是初二轉初三的學生,也參與了步槍的運送,也見證了四處零落的屍骸。劉和源也談及1940年(昭和15年)開始推動的「皇民化運動」。那是紀念日本神武天皇開始的日本紀元2600年而推動的。那時在家中與在學校一向都講日語的他,對戰後的禁用台灣話對他個人而言倒沒什麼大的影響。這個說法與他的太太(洪梅)的說法頗一致。在日治時期的中學校大家都用日語,但也沒有禁止台灣話的使用。

三、洪梅(1953-1957)

台南女中畢業後到台大化學系就讀的洪梅,印象中那時的化學系學生約有30人,男女各半。台灣人有五個女生,五、六個男生。教授大部分為台灣人。那時規定要用北京話教學,造成許多教授在表達上的困難。畢業後他當了四年的助教與四年的講師,主要是帶學生做實驗,不太了解學生的學問認識水平。

洪梅提及在南部的外省人較無勢,所以在相處上較無問題。但她記得她曾經到一個父親軍階也不是特別高的外省同學家中拜訪,卻看到她同學家中「雇用」了許多小兵做家裡的雜務,頤指氣使的。她說那時的家中談到政治都很氣憤,但也只都敢怒而不敢言。她也說那時的「部長」級都是一些不會做事的外省人,而「副部長」級都是真正在做事的台灣人。她到台北後也感覺到了「高級外省人」的滋味。由於政治是個禁忌,她也沒聽說過四六事件。與她先生劉和源一樣,都是到美國後才改善他們的台灣話的。

四、謝伯芳(1953-1957)

謝伯芳與太太蘇惠美。台大數學系,1953-1957

還沒有聯考制度的那時,台南出身的謝伯芳是需要分別報考一些不同的大學的。在台大數學系就讀的他那一屆可能是學生收最少的一屆,只有四個人。上一屆及下一屆至少都有五到七個人。四個學生中有三個是台灣人,一個是外省人。雖然只有四個學生,但數學系有五名正教授,兩名年輕副教授,兩名講師。教員中台灣人不到一半。系主任是由上海來,東京帝大畢業的沈璿。兩名台灣人副教授,一個是京都帝大畢業的施拱星,一個是東北帝大畢業的許振榮。兩個人後來都有來美取得博士。

回憶那段時日,謝伯芳說大家都很努力讀書,都想出國繼續深造。因為那時的台灣就業市場不很良好,也沒有研究所及高等學術機構可去。對於到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的下一步該如何走也沒什麼特別考慮。(按,美國在1965年通過新移民法,1968年開始實施。新移民法通過之前,對亞洲移民相當排擠,多所限制)。謝伯芳回憶那時因為美國與蘇聯進入太空競賽,急需高科技的人才。所以他畢業後就有幾個單位要聘用他。

由於在台大時大家都很認真讀書,政治也不能講,同學間在政治上也沒什麼溝通可言。對於1949年4月6日大量逮捕台大師大同學的案件,謝伯芳與小他一屆,畢業於師大的太太蘇惠美都沒聽說過。

五、王秋森(1956-1960)

王秋森。台大化工系,1956-1960。台大醫學院,公衛學院教授1991-2003

在受訪者中最年輕的王秋森,也是對當年讀台大化工系時的種種記憶彌新,而有如數家珍的一位。而他也於後來回鍋任教於台大。那時已是聯考的第三屆,但王秋森是保送進入台大化工系的。那屆的化工系本地生約有40人,台灣人與外省人約各半。另有約四十名僑生(按,是當年美國資助的,為的是建立中華民國台灣的代表全中國的形象。但多少也可能是依循日本帝國時代引薦一些優秀學生到日本留學的「南方特別留學生」計劃而來)。在教授方面有三名台灣人,七名外省人。三名台灣人中,鄭建炎是到密西根大學拿到碩士學位的。陳成慶畢業於東京工業大學,是大山義年的學生。大山義年曾任教於台北帝大,戰後曾當日本化學工學協會的會長與東京工業大學的學長(校長)。陳成慶的北京話很不靈光。另一名台灣人陳秩宗有博士學位,用英文教學。在七名外省教授中,一般說來學問都不是很好,而有些更是有資格上的問題。比如趙耀中(趙耀東的弟弟),說是到威斯康辛大學取得博士,但他所教的熱力學卻是沒人知道他所云為何。另一個教程序控制(Process control)的程之敦宣稱是MIT的碩士,但後來被發現證書是假的。另一個教化學工業的勞侃如,不但北京話不行,學問也差。教發酵(fermentation)的魏嵒壽則是一名留學京都大學有學問的教授。留日的福建人陳華洲教工業化學。陳華洲後來死於獄中。王秋森最近在讀到「武漢大旅社」命案時,才知道他是被誣陷而寃死獄中的。另外還有許永綏和沈熊慶兩名,王秋森未曾上過他們的課。

王秋森來美後順利取得加州理工大學的博士後任教於紐約的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其後更全心投入台獨運動而使他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最終得以回台後,許多學校與科系還都不太敢用有「記錄」的人為教授。最後是一向以台灣人為主的台大醫學院下的公衞系錄用了他。公衞系後來由醫學院獨立開來,成為台大公衛學院。王秋森於1991年至2003年間先後任教於台大醫學院及公衛學院,其中三年當公衛學院院長。與以前就讀於化工系比起來,公衞的教授資格可都是有憑有據的,都符合資格。但在一些行政管理(如研究單位為了拉好學生而互相傾軋)及研究文化上則仍有很大需要改善的空間。

中國化下的台灣大學

由訪問戰後初期的台大人來看,我們看到的是無論在學生、教授、文化、及語言上都已如火如荼進行的「去日本化」與「中國化」過程。這個「中國化」到筆者於60年代底70年代初在台大時便已相當的徹底。相對於「中國化」的本土勢力則尚未生跟成長,更談不上茁壯了(曇花一現的《台灣政論》於1975年8月創刊,只出了五期)。



在筆者求學的那個年代,傅斯年是被捧上了天,而蔡元培又何嘗不然。學生被要求研習蔡元培的「以美育代替宗教」。但這兩個黨國前鋒而官學兩捿的「蔡元培、傅斯年是我們的典範嗎?」(5/20/2018,李中志,思想坦克)。在那時的台大,由於處於戒嚴時代,許多事,即使是有關台大的事,大家也顯然都有所不知。

既然高捧傅斯年(及蔡元培)為典範,他們所曾任職的北京大學也就成為當時一些台大學生的典範。我們那時也聽到不少「要繼承北大精神」的說辭。說客氣點是這些人不了解台北帝大的歷史,是個時空上的錯亂。但一個更明顯的事實是,這是鳩佔鵲巢的典型中國文化。他們有意忽略,並否定了台灣過去的存在。但這也不僅只限於中國文化有這種獨斷的特色而已,另一個獨斷文化的代表是伊斯蘭教。

在美國求學時遇過一些由埃及、敘利亞、伊朗、及巴基斯坦來的學生。在對談中只覺得他們會誇稱伊斯蘭教的文明與其信仰的偉大,但似乎都可能是無知,或故意要忽略伊斯蘭之前的古文明的存在。埃及、巴比倫、兩河流域、波斯帝國、及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都是人類最早的文明所在,但在伊斯蘭文化入侵後的絕對獨斷下,這些之前的古文明都成為不存在。伊斯蘭這種獨斷排他的作風其實也是大漢沙文主義的中國文化對不同民族與不同文化的所作所為。

但就另一方面而言,那一群號稱要「繼承北大精神」的人,在一個程度上也反應了那時的時空背景。原本就雷厲進行的「中國化」於那時遇到了1970年的保釣運動,1971年的被踢出聯合國,也因而激盪了力推「中國化」的統派份子的危機意識。而在那戒嚴的年代,1970年發生的代表本土精神的424剌蔣事件,引起國民黨既要圍剿又不敢大聲聲討的媒體處置方式。

這種「中國化」的邁進是全面的。在台灣的各個社會層面都遭受到「中國化」的全面推動轉型。即使在台灣已經經歷過兩次政黨輪替的今天,本土政權也二次掌政,甚至是這次的府會掌政後,但本土化與現代化並沒延及藝文、媒體、學術界、及人人詬病的司法界。這是每個台灣人,尤其是學術界人士,都更應積極向前推進的。

由過去的接收,轉型,到未來的轉型

回顧戰後初期,五十年代那段時日的台大,許多教授的資格很有問題。這當然牽涉到原來的日本教授大都被遣送回國,而台灣教授還來不及提升上來。中國則因長年動亂,教育體制難免破敗。雖然有不少學者跟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但也不乏濫竽充數,甚至是冒牌的(如王秋森所指出的)。但其實到筆者的那個年代,還是有不少教師及教授真令人不知他們是如何取得資格的。

另一方面,那時的外省學生的比例也偏高。一個原因可能是流亡學生的偏高。另一個原因也可以解釋說是初到異鄉外地的台灣,重視教育是成功的第一步。有如到美國的新移民都相當重視教育。但以楊蘭芬的經驗來看,許多人如何進來也都是曖昧不明的。但可能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國民黨的民族壓迫手法。

以聯考或大學入學考試的科目來看,北京話講的不很輪轉而家裡也不講北京話的台灣人在「國文」一科上自然會吃虧,也別提與「國文」相關的科目了。尤有甚者,早期的「國文」考試是以120分為滿分的。這樣一來,「國文」的比重便超過其他重要科目的比重。以考試成績來決定固然可以說是公平競爭,但其不公平處在於遊戲規則的設定。

最後我們得談校友的角色與功能。

大學存在的目的主要在教育高等學科人才及做學術研究,為的是改善整個社會與國家的各個需求。而一個大學的教育產品-校友,便顯得格外重要。校友在社會上的成就也是大學良莠評鑒的標準之一。而校友對母校的貢獻(學術,公關與金錢)也都會促進一個大學的提升,也會對在校學生有所幫助。美國對校友會與「校友聯結」(Alumni Network)也都有不少調查與評等。一些調查都顯示,校友聯結、互助、互相提攜的相當成功的都是一些名校的校友。這到底是互為因果的。校友在社會上有所成就了也常回饋母校,設置奬學金及提供贊助研究經費等等。但在一個程度上他們也都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相當程度的壟斷—如日本所稱的學閥。撇開負面的因素不談,校友對母校的資助是很有益於學術的提升與學校的升級的。是應該鼓勵的。如果一間大學是一間現代經營良善而有績效的大公司,則校友就像股東一樣,而校長與教職員是董事長與理監事。股東是應該監督並敦促大學經營與管理上的改善。校友應該盡力建議改善一個大學的體制與管理。敦促該大學走向現代化經營,走向世界級大學的方向。對台灣的大學而言,這個尤其重要。因為在過去的「中國化」過程中,現代化被犧牲掉了。我們看到的常不是現代的策劃與經營,而是中國權謀詐術的運作。

台大雖然是台灣的最高學府,但在國際大學的評比中卻不是那麼一回事。這對任何一個校友來說應該都不是一個滋味。台大尚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戰後的台灣是一個「中國化」的過程,台大當然不是一個例外。「中國化」最為人詬病之所在是一個封建的體系與權謀術的運作。權謀運作是一個相當耗時耗力的文化機制,它扼殺了整個社會的生機,而使創新與公平正義難以進行。台大人需要的是「去中國化」,了解自己的歷史。但這當然不是一個走回頭路的「日本化」的帝國大學的道路。不但沒有那個必要,現實也不容許。日本戰後已沒有帝國大學,日本雖然比台灣較有制度,也較有創新,日本雖有可學習之處,但不應當看為榜樣。2014年諾貝爾奬得主,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UCSB)的電機教授中村修二,他對日本社會與教育體制的看法與批評便會讓我們了解一二。1999年到加州大學任教的中村修二強力批評日本社會及教育體制的扼殺創新與成長的生機。總而言之,我們要去中國化,也不是走回頭路的日本化,我們要的是現代化,走一個具有現代觀念與現代經營管理體制的大學,但也要有歷史感。再過10年,台大將會進入百年,(醫學院則將為121年),而這也應該是台大人未來的方向與方針。

後記:所有接受訪問的都不曾經參加過台大的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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