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到哪裡去了? ◎ 余杰 /民報 2018-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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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1
◎ 余杰 /民報

在近年來的社會轉型中,知識份子究竟充當了何種角色?是正面作用居多,還是負面價值更大?在諸多需要知識份子挺身而出、言說真理的關節點上,他們都跑到哪裡去了?那些必須收取紅包,才給病人動手術的醫生,是不是知識份子?那些向報考的學生,提出性要求的博士導師,是不是知識份子?那位面對死難礦工輕蔑地說「誰讓你們生在中國」的院士,是不是知識份子?那位建議政府重新恢復收容遣送制度,以保障「城市治安」的院士,是不是知識份子?

曾經有人頗為偏激地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的知識份子,是當今中國最壞的一群人。」由於我相當警惕中國傳統文化中「反智主義」的傾向,對這樣的說法,一直抱有保留態度。然而,近年來通過諸多觀察,我逐漸發現這句話,至少道出了部分真相——知識份子階層墮落的速度,遠遠快於普通中國人墮落的速度;知識份子的道德水準,遠遠低於普通中國人的道德水準。這是一個知識份子「缺位」的時代。

中國缺少知識份子,並不是始於今日。自古以來,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始終缺乏對於超越性價值的堅守。對家庭,他們遵循「孝」的原則;對朝廷,他們遵循「忠」的原則。在「忠」和「孝」之上,真理處於懸空的狀態。當然,「忠」和「孝」這兩種原則,都與實際的仕途直接相關。違背了「忠」和「孝」原則的讀書人,根本不可能在仕途中青雲直上。中國的學術,亦未能獲得一種「自足性」,僵硬的科舉制度,導致歷代士大夫的人生取向,均為「學而優則仕」。當然,這種「優」是片面的——要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需要的是對儒家經典和八股文寫作模式的熟悉。這些技巧並沒有與文人的智力,和人格的高低對應。士大夫生活在自欺欺人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幻覺之中,或如司馬光那樣,戰戰兢兢地為帝王寫《資治通鑒》,或如唐伯虎那樣,虛妄驕狂地吟詩作畫。



科舉制度取消之後百年來,中國知識階層的文化創造和知識生產,並未因此而獲得自由與生機。諸種炫目的「主義」相繼在中國的大地上肆虐,再次讓知識份子成為意識形態的附庸與奴僕。對意識形態的忠誠度,成為衡量知識份子,是否可以擔任官職的惟一標準。當意識形態破產之後,「說謊的能力」則又成為知識份子的生存能力中,最關鍵的部分。

「學而優則仕」,古今皆然。在當代中國的政治結構中,由於缺乏民主選舉和科學的考試、評估制度,龐大的官僚體系一難以吸納一流知識份子加入。通常,對官職的任命,都是上級下達的,幕後便充斥著厚顏無恥地「跑官」和「買官」的黑幕,由此便出現了「學而劣則仕」的結果。這種幾乎可以成為是「逆向淘汰」的慣性力量,使得這一領域內的知識份子人格日漸萎縮。

在政壇上頗有影響力的「秘書黨」,其主要成員大都是善於舞文弄墨的知識份子。河北大貪官李真便是其中一位「大秘」。2003年,河北省前國稅局局長、黨組書記李真被判處死刑。李真案件引發了河北省政壇的一場「地震」,河北省前省委書記程維高被「取消待遇」,近百名縣處級以上的官員紛紛落馬。李真在臨死前寫出了數萬言的「懺悔書」,企圖保命。他給法官提出異想天開的建議:如果槍下留人,他便以罪人之身,赴全國各地面對各級官員作巡迴演講,向腐敗分子和企圖腐敗的官員,以身作則地「示警」。李真的這一想法「石破天驚」,其創意頗有些「點子大王」的氣息。可惜未能獲得法官的「同情的理解」。

李真從某師範學校畢業,曾經當過幾年的中學教師。後來,他通過父親戰友的關係,得以跳出這一清貧的職業,出任當時任河北省省委書記的程維高的秘書。由此,他開始飛黃騰達的仕途,三十多歲便成為河北省最年輕的廳級幹部。李真外表文質彬彬,像一個讀書人,在一次訪談中他對記者說:「我工作以外的興趣就是讀書了,看的書很雜,最喜歡歷史著作和名人傳記。《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林肯傳》、《周恩來傳》……」,在普遍不讀書或讀書極少的高級官員中,李真大概也算是一名「知識份子」吧。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前程無量的官員,在短短的任期內貪污了一千多萬元鉅款。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如果本人沒有強大的價值皈依、外部又沒有嚴格的監察機制,那些企圖運用權力來改造社會的知識份子,最後往往被權力所改造。

近年來曝光的若干級別較高的貪官之中,不少出身于北大、清華等著名學府。他們堪稱「精英中的精英」,在剛剛踏入官場的時候,無不充滿「為民作主」的理想。北大、清華的專業教育在中國是一流的,但其教育範疇中,卻沒有關於人何以為人的、基本道德倫理的教育。其畢業生經常是精神方面的「殘疾人」。智商、文化、知識和學問,均改變不了人的品行。文化素質和教育水準,從來就沒有成為阻止官員們,迅速走向腐敗的「障礙」。在缺乏透明度和外在監督的官場,一旦從政,即意味著放棄對知識份子基本品格的持守;一旦從政,即意味著「與狼共舞」和「同流合污」。

在當代中國社會,「泛政治化」依然是顯著的「中國特色」。不管你喜不喜歡,政治都無所不至地輻射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知識份子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他們所從事的學術研究,也得面對功名利祿的考驗。即便沒有入仕當官的知識份子,也不能保證其研究專案不受權力的侵蝕。比如,越是離功名利祿近的「熱門」學科,便越是缺乏獨立性。作為兩個「專門學科」的經濟學和國際關係學的整體性的墮落,即是「政治吞噬學術」的典型個案。由於這兩個學科與現實政治的關係最為緊密,許多該領域內享有盛名的學者,均已墮落成為魯迅所說的權勢階層的「幫兇」、「幫忙」和「幫閒」。

在經濟學家中,當然也有少數我敬重的人,如楊小凱、茅于軾、何清漣等。但對大部分經濟學家的觀點和人格,均不敢恭維。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包括名聲顯赫的「京城四少」),打著「新自由主義」的旗號,幹的卻是破壞「自由主義」的事(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必須警惕經濟學中的「自由主義」,包括某些歐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弟子」——他們將老師的「經」唱歪了。他們所捍衛的「自由」,乃是官員們貪污腐敗的自由,從而極大地敗壞了自由主義的聲譽)。

每當官方出爐一個新的經濟政策的時候,這些喝了不少洋墨水的學者們,不是考慮這一政策是否符合多數民眾的利益,也不考慮它是否真的適合中國的現實;他們只是考慮如何遵從領導的意志,用學術語言來對其進行闡釋,賦予其華美的學術包裝。

這些光環四射的經濟學家反復強調說,經濟學是不必講道德的,那是婦人之仁。他們拼命替越來越嚴重的權力腐敗現象辯護,認為腐敗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的、代價最小的「潤滑劑」;北京堵車的現象,已經嚴重到了影響市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步,他們宣稱這正是北京經濟繁榮的標誌,因為「西方的城市都冷冷清清的」;明明中國的股票證券市場,已經危機四伏,他們仍然口口聲聲地描述形勢大好,欺騙老百姓將辛辛苦苦積攢的錢投入此「無底洞」之中。

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房價節節攀升,工薪階層一輩子的收入,也買不起一套普通住房,他們卻為畸形的房地產市場辯解說,房子本來就是為有錢人蓋的,這是市場規律,不必大驚小怪。這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是一門像數學一樣「純粹」的高級科學,是一般人無法理解的;經濟學也是為統治者和強勢階層服務的,窮人不必知曉經濟學。

於是,經濟學中出現了人人趨之若騖的「環中南海現象」——某些經濟學家的學術活動和公共活動,目的十分明確:就是為了接近和進入權力中心。他們中的許多人通過種種努力,果然成為高級官員的幕僚和顧問。有了權力的支持,很快就在政協、人大等榮譽機構和學術機構中,享有尊崇的位置,並在諸多大型企業和公司擔任「戰略策劃」、「獨立董事」之類的職務,他們為具有某種「通天」的線索和「斂財」的本事得意洋洋。這些聲名顯赫的經濟學家,從京城到地方「調研」的時候,一般都由當地黨政要員陪同,警車開道、威風八面。我就遇到過他們「出巡」的車隊。他們的一場報告會,開價數十萬之巨,聽眾多是政府官員和富豪老闆。他們「不經意」之間可能會透露某些股市內幕,足以成為莊家操縱股市的線索。

最為自相矛盾的是,這些打著反對西方霸權主義旗號的學者,卻全盤接受西方學術的「新思維」。在這些專家學者的言談中,不時使用從西方泊來的、最時髦的學術用語,在論文中也經常夾雜一些最複雜的英文單詞。他們想當然地以為,只有這樣做才能顯示很有「學問」,只有這樣的「學問」才能將外行人嚇住。他們說最牽掛的是「國家利益」,聲稱是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他們對製造或者購買航空母艦這樣的話題津津樂道,並要求十幾億人民每人為此節約一雙襪子)。(圖/創用CC授權,民報合成)

比經濟學更墮落的是國際關係學。某些所謂的國際關係學家,既缺乏基本的人道主義和人文主義立場,也沒有人類共同的倫理和道德底線。在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不少國際關係專家(包括某些傳媒專家)在各種媒體上發表驚人之語,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和「戰略家」的招牌,說了很多幸災樂禍的話,和事後諸葛亮的論斷。他們在為暴力和恐怖主義叫好的同時,也就跨越了作為「人」的底線倫理。

這些人當中,既有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閻學通、清華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李希光、國防大學教授張召忠、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等人,也有鳳凰衛視「資深時事評論員」曹景行、阮次山等人。這些「著名學者」和「觀察家」們,煞有介事地分析恐怖分子產生的根源,竭力論證恐怖主義具有某種「合理性」,並以「全世界受壓迫者」的代表自居。他們認為「使用暴力,是弱者對抗強者的天賦權利」,卻無視賓拉登是億萬富翁的事實;他們口若懸河地討論國家力量的消長,卻對那些在恐怖事件中,被殘害的普通民眾視若無睹(死難者中顯然還有華人同胞——我想反問的是:一個不同情同胞悲劇的人,怎麼可能熱愛祖國呢?)。他們故意煽動狹隘民族主義思潮,歌頌毛澤東「對抗美帝國主義」的勇氣,企圖將中國再次拉回血雨腥風的文革時代。

最為自相矛盾的是,這些打著反對西方霸權主義旗號的學者,卻全盤接受西方學術的「新思維」。在這些專家學者的言談中,不時使用從西方泊來的、最時髦的學術用語,在論文中也經常夾雜一些最複雜的英文單詞。他們想當然地以為,只有這樣做才能顯示很有「學問」,只有這樣的「學問」才能將外行人嚇住。他們說最牽掛的是「國家利益」,聲稱是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他們對製造或者購買航空母艦這樣的話題津津樂道,並要求十幾億人民每人為此節約一雙襪子)。但是,在他們的言語和文章中,何嘗涉及貧困地區農民和城市失業工人,這些弱勢群體的利益?我想追問的是:這些學者真的不知道「人權高於主權」這一現代社會基本的價值觀念嗎?真的不知道國家的利益,只有與公民的利益契合的時候才是正義的?真的不知道一個國家長遠的強盛,只有依賴于內在的民主制度的建立?

在我看來,這些聰明人是在假裝糊塗。說到底,他們真正關心的還是個人的利益,以及在權力體系中的地位。表面上看,「國際關係」似乎是最「現代」的一門學科,但這些學者的骨子裡還是戰國時期蘇秦、張儀的那套縱橫術、陰謀術和厚黑學——他們的觀點,不一定是內心真實想法,之所以要這樣表達,是因為可以給本人帶來若干好處。這些四處放毒的學者們,乃是知識份子中的「敗類」。由於戴著學術面具、擁有話語霸權,頻頻在電視和報紙上露面,對大眾有著相當的蠱惑力,其危害也遠遠大過某一貪官污吏。



很多依附於權力的知識精英,都是革命和暴力的讚美者,向那些「有力量」的領袖,獻上頂禮膜拜。美國學者保羅·詹森在《知識份子》中認為,對暴力的態度,是判斷知識份子人格的重要尺規。像沙特這樣聲稱反對暴力的哲學家,卻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大肆歌頌毛澤東;像羅曼·羅蘭這樣滿口正義、博愛等「大詞」的作家,史達林政權在集中營中大規模殺人的時候,居然一句話也不講;像喬姆斯基這樣聲稱關心弱者的大學教授,在柬埔寨的波布政權屠殺數百萬民眾時,居然說那是中央情報局在造謠。他們的理論與實踐是何等不一致!

中國的那些學者名流們,不也都是如此嗎?清華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李希光,一方面在學生中灌輸非理性的反美思想、樹立個人崇拜;另一方面又把美國媒體引用其言論,作為躋身「國際級學者」的證據。自卑與自傲怪異地集中於一身,堪稱「投機主義」、「有奶便是娘」思路的代表。難怪心理學家榮格說:「在我的經驗裡面,最忘恩負義、最難應付的病人就是知識份子了。」

知識份子的失語,不僅中國大陸如是,台灣亦如是。台灣學者卜大中尖銳地批評說:有些所謂的知識份子,批評台灣時都是自由主義者,站在法治經濟人權各方面,批評台灣不遺餘力。但是一面對中國大陸的某某行為,例如某某門事件時,就搖身成了民族主義者,說這是應該的。這是非常嚴重的自我背叛,令人十分不齒。」這一點在李敖身上體現得最為突出。近期李敖在鳳凰衛視上和在中國大陸訪問時的表演,已然喪失了正常的判斷力。他居然為毛時代的大饑荒辯護,為文革叫好,其流氓本色暴露無遺。在「神州文化之旅」中,李敖如同跳樑小丑般掠過三所名校的講台,除了一些笑聲和掌聲之外,什麼都沒有帶來。

他在不經意之間透露出,早已放棄了自由主義的理想。佛洛依德的理論來分析,李敖一直沒有結束他的「口腔期」,一直沒有真正長大成人。他是一個沒有是非、沒有善惡標準的頑童,不知道尊重別人,也不知道尊重自己。他自始至終都未能克服自身強烈的權力欲望,和表演欲望,在台灣的民主化到來之後,卻離民主越來越遠。

還有一種知識份子,他們喜歡將簡單的道理複雜化,然後將錯誤的結論塞給讀者。以「新左派」自詡的汪暉及其弟子們便是如此。他們的文章連自己也讀不懂,因為他們這樣寫作本來就不是讓人能夠讀懂的,而是用來嚇人的。很多人確實被嚇壞了,繼而對其五體投地。他們用種種誕生於西方的時髦理論,來論證應當反西方的立場,卻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有多麼可笑。他們生活在一個抽象的世界裡,並故意不與鮮活的現實生活,發生密切的關係。

英國思想家波普爾曾痛斥這類傢伙說:「每一次,都是我們知識份子心生膽怯,驕傲自大,犯下嚴重的罪行。套用法國思想家朱利安·邦達的話,我們對未受教育的民眾有特殊的責任,但是,我們卻背叛了我們的心靈。我們發明、散佈了民族主義,我們跟著最笨的流行走。我們愛炫耀自己,使用晦澀難懂的語言,目的無非是讓人刮目相看——這種自恃博學、矯揉造作的語言,是我們從黑格爾的信徒哪裡承襲來的,而這種虛矯的身段,也把所有的黑格爾主義者拉攏在一起。這是一種語言的墮落、德語的墮落,但我們卻夾在其間,相互攻擊。這種墮落,害得知識份子很難進行理性的對話,總是說些笨話,總是在渾水摸魚。」是的,他們在渾水摸魚,在指責全球化有多麼壞的同時,卻一天也離不開互聯網。

如果沒有彼岸價值,作為依託,歷史上出現過許多次知識份子,受到烏托邦思想的誘惑,成為暴政工具的先例。在納粹時代的德國,許多知名物理學家,全身心地去證明「只有德國的物理學,才是真正的物理學」這樣的偽命題,哲學大師海德格爾聲稱希特勒才是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在理論、原則和理念的大旗下,他們參與了殺人事件。在強大的國家力量和民眾的愛國熱情面前,在接受資訊的管道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孤立的知識份子,要作出獨立思考和判斷相當艱難。愛因斯坦說過:「任何政府,只要它自身攜有蛻化為專制暴政的趨勢,它本身就是罪惡。顯然,當一個國家裡,政府不僅對軍事力量擁有權威,而且對教育與資訊管道及每一個公民的經濟、存在擁有權威時,這種蛻化就更加嚴重。」知識份子是教育和資訊傳播的管道,知識份子的所作所為,對天平向哪個方向傾斜具有關鍵作用。

那麼,知識份子與權力之間,應當保持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知識份子如何才能避免沉淪為御用工具的悲劇呢?作為知識份子,理應時刻對權力持懷疑、警惕和批判的態度;作為知識份子,理應在自我之外,建立超越性的價值歸宿,對自我保持謙卑的、不斷反省的態度,時刻警惕「自我神化」、「自我感動」和「自我英雄主義」。保持對類似於「政府」、「國家」、「民族」、「大眾」這樣的「利維坦」的「不信任」,才是真正的信任;同時,保持對「我」的「不信任」,方能克服最可怕的虛榮心。如聖經中所說的那樣,「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求神的喜悅,而不求人的喜悅」,將個人的生命與天上的星空聯繫起來。

今天,中國大部分「知識精英」投靠權力階層,竭盡所能鞏固這一階層的特權、地位和財富。他們的言行加劇了社會資源和資訊分配的「不對稱」情況(資訊的不對稱,乃是專制和腐敗滋生的溫床)。他們參與了對底層民眾的精神凌辱和經濟剝奪,在他們眼裡現在是一個「太平盛世」,用李敖的話來說,是漢唐以後一千多年來沒有過的「盛世」。對於這些選擇與權力者(而且是沒有得到多數公民授權的權力者)「共舞」的知識份子,我想對他們說的,也就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說過的一句話:「你把靈魂賣給了魔鬼,你自己以為賣得了一個好價錢。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將來你用什麼把你的靈魂贖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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