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 「半文盲」 的文學素養(上) ——評析《習近平: 我的文學情緣》◎ 余杰/ 民報/ 201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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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習近平的讀書心得來看,他提及的若干著作,要麽根本沒有讀過一頁,要麽連皮毛都未讀懂。/圖片翻攝自/立場新聞
從習近平的讀書心得來看,他提及的若干著作,要麽根本沒有讀過一頁,要麽連皮毛都未讀懂。/圖片翻攝自/立場新聞

中國官媒將習近平的若干涉及文學藝術的講話綜合整理成萬字長文《習近平自述:我的文學情緣》發表。「學習(此『習』亦爲習近平之『習』也)小組」特別加上編者按:「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總書記鮮明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創作更多無愧於時代的優秀作品』,吹響了推動文藝創作繁榮發展的集結號。重溫總書記講述過的他熟讀文學經典、心繫文藝工作的動人往事,愈加感受到總書記重要講話的思想力量,體會到總書記那份深深的文學情緣。」這幾句編者按語,語言方式沿襲文革時代毫無底線的諂媚與吹捧,讓人想到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如果真如外界傳說的那樣,在這場「新造神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學習小組」由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主導,甚至獨立於傳統的宣傳部門之外;那麽,這個在哈佛大學受過現代民主教育的年輕女性,為何滿腦子都是她未曾經歷過的文革的醬缸文化?聰慧如習明澤,難道一點都不知道她的父親就是那個赤身裸體、赤膊上陣的國王嗎?



在共產黨的宣傳模式中,人民是一個抽象的、缺席的概念,領袖才是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人民的代表」。曾爲多名蘇聯領導人起草講稿的雅科夫列夫在回憶錄中說,「代領袖立言」的寫作生涯難度很大,「難就難在尋找某些新的話語,而且要漂亮話,樂觀主義的話語,然而,又要圍繞著人人都煩透了的那些思想和論點跳舞。體制本身斷然排斥一切新事物,竭盡全力鞏固極權主義的權力機制,卻要寫諸如社會主義民主繁榮、人民物質福利的不斷提高、人民對黨的無比擁護、對黨的熱愛之類無聊的廢話。無論費多大的力氣,荒謬還是荒謬。大糞做不成巧克力。」最後,連勃列日涅夫本人都情不自禁地向作為宣傳部長的雅科夫列夫抱怨說:「我好不容易才擺脫了,我恨死了這無聊玩意兒,不喜歡成天沒完沒了地絮叨……」可是,體制照樣要將總書記打造成光芒四射的「文學巨星」,而且總書記樂在其中、顧盼自雄。如今,中國的習近平離蘇聯的勃列日涅夫僅有一步之遙:習近平雖然沒有讓槍手幫助完成若干「文學巨著」,卻有資格去指導作家和藝術家如何創作——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聲稱,他奉習近平爲「導師」。文革從來沒有離開中國,只是在鄧小平時代暫時成為潛流,在習近平時代再度破土而出。

大糞可以做成巧克力,只要習氏父女傾情合作。既然作為流氓的毛澤東可以成為偉大領袖,為什麼作為小丑的習近平就不能成為偉大領袖?對於《習近平自述:我的文學情緣》這份活色生香的文本,有進一步評述和剖析之必要。破解中共的宣傳術,此文或許可以成為一個典型案例。於是,我仿效柏楊點評《資治通鑒》的方式,用「余杰曰」逐段評論習近平的講話,希望「立此存照」,讓無論當世人還是後世人都能明白,習近平盤踞龍椅的時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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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忠報國」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習近平:我看文學作品大都是在青少年時期,後來看得更多的是政治類書籍。記得我很小的時候,估計也就是五六歲,母親帶我去買書。……當時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岳飛傳》,一套有很多本,裡面有一本是《岳母刺字》;還有一個版本是專門講精忠報國這個故事的,母親都給我買了。買回來之後,她就給我講精忠報國、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說,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我母親說,是疼,但心裡銘記住了。「精忠報國」四個字,我從那個時候一直記到現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余杰曰:正宗的共產黨,應當以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爲主流意識形態。然而,「六四」屠殺之後,「馬恩列斯毛」這些「老祖宗」落花流水春去也,對民眾再無蠱惑力。中共只好改旗易幟,以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重塑其統治合法性。習近平抬出岳飛爲新偶像,號稱以「精忠報國」爲「一生追求的目標」,就是要讓中國民眾愚忠於皇上,培養以「忠孝」爲核心的臣民人格,如此共產黨的統治就能千秋萬載、穩如磐石。

然而,岳飛不是現代公民應當效仿之榜樣。岳飛從來只反貪官,不反皇帝,而且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和食人族,所謂「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不是種族滅絕又是什麽呢?岳飛也是如假包換的「分裂主義者」,破壞「祖國統一」的千古罪人——既然中共的官方史觀肯定元帝國和清帝國開拓疆土的努力,那麽岳飛參與的無望的抗金戰鬥,不就是站在歷史的反面嗎?習近平用童年的閱讀經驗號召國人「學習岳飛好榜樣」,難怪今天中國會出現形形色色的「愛國賊」,有愛國怪人將國旗紋在臉上,也有愛國怪人到美國去升中國國旗,超級五毛司馬南公開宣稱:「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而在香港,西環地下政府甚至開始推動立法,要懲罰那些在升國旗、唱國歌時打屁的「不愛國者」了。

二、當時能找到的文學經典我都看了

習近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這代人自小就受這種思想的影響。上山下鄉的時候,我15歲。我當時想,齊家、治國、平天下還輪不到我們去做,我們現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讀書、修身。「一物不知,深以為恥」,我給自己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我們插隊那時候,也是書籍的大交流。那時,我居然在鄉村教師那兒也發現很多好書,像《紅與黑》《戰爭與和平》,還有一些古時候的課本,比如清代課本、明代課本等。

余杰曰:「修齊治平」是儒家倫理,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習近平的言行舉止處處顯示他要做毛澤東第二,但他少年時代喜歡讀的並非枯燥無味的毛主席語錄,而是被標識爲「封建主義」的中國古書、被標識爲「修正主義」的蘇俄著作以及被標識爲「帝國主義」的西方著作。「封資修」的「毒草」人人愛,習近平也不例外——老毛的書房裡,沒有一本馬列著作,全部都是講厚黑學和權謀術的線裝書。

習近平一再渲染知青時代在鄉下讀書之難,為什麼無書可讀呢?不正是因為毛澤東掀起反文化、焚書坑儒的愚民運動嗎?毛時代的中國被阻隔於人類文明主潮之外,造就了幾代人精神的荒蕪。「於己不欲,勿施於人」是中國古代聖賢的教導,既然當年習近平知道無書可讀的痛苦,當他掌權之後為什麼還要鉗制文化、掃盪出版、壓制思想和言論自由呢?

例證之一,中共教育部和宣傳部聯合下文,命令大學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系科不准使用西方教材。2017年9月19日,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田雷,在其主持的微信學術公眾號「雅理讀書」上披露:原華東政法大學校長何勤華,日前在「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第30屆年會上發言,批評一些大學限制外國法制史教學和研究,讓中國大學孤絕於世界大潮之外。有些大學校方壓縮教學課時、縮減教學課程,甚至一些大學的圖書館以清理審核為由,對凡是帶有「西方」字樣的書和雜誌,全部停止向學生出借;還有部門突擊抽查外國法制史教學,以防止老師在講課中「過分讚賞、宣揚西方古典民主制度」。有分析認為,這是習近平以「七不講」和「十六條」管控教師思想的體現,也是中國法學院自我「閹割」的第一步。習近平自詡爲讀書人,卻要將全體中國人塑造爲不讀書(尤其是不讀西方的書)、不思考的精神奴隸。

三、「三言」裡的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來

習近平:「文革」時,我們家搬到中央黨校住。按當時的要求,中央黨校需要把書全集中在科學會堂裡,負責裝車的師傅都認識我,他們請我一起搬書。搬書的過程中,我就挑一部分留下來看。……那段時間,我天天在那兒翻看「三言」(明代文學家馮夢龍編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中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來。



余杰曰:有趣的是,習近平在此透露了一個「國家機密」,他應當以「洩露國家機密罪」被逮捕查辦:文革潮起,早已是「死老虎」的習仲勛家族亦不能倖免,家人被安置在中央黨校「保護性監禁」。而即便在中央黨校,各類藏書也要集中起來封存。搬書過程中有一小小漏洞:本是「黑五類」的少年習近平被「拉壯丁」去搬書,順便「挑」(更準確地說是「偷」,因為那些書都是國家財產,不過,偷書不算偷也)了一些留下來自己看。習近平挑選馮夢龍的「三言」來讀,一定不是因為其中隱藏有「革命星火」,也不是其「極摹世態人情之岐,備寫悲歡離合之致」;而是因為其中有不少關於明朝後期市井生活的描寫,尤其是有繪聲繪色的性愛、色情段落。處於性饑渴狀態的少年習近平,究竟是如何面紅耳赤地閱讀那些「動物兇猛」的段落的?當然習近平不會公開披露此類細節。

若習近平真的熟讀「三言」,難道他一點都沒有發現,如今中國社會人心之潰敗,比起明末來有過之而無不及?魯迅在《忽然想到》中寫道:「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以明末例現在,則中國的情形還可以更腐敗,更破爛,更凶酷,更殘虐,現在還不算達到極點。但明末的腐敗破爛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李自成,張獻忠鬧起來了。而張李的凶酷殘虐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滿洲兵進來了。」那麽,不妨再添一句:滿洲兵是仁慈的,因為後來有共產黨打來了。共產黨統治中國七十年,中國人心之敗壞到了前所未有之低谷。國民黨時代只是官僚階層的敗壞,民間尚有生機與活力,尚有是非善惡之基本判斷;共產黨時代,則全社會各個階層一起崩壞,此爲中國民主轉型最大的阻力。

四、讀完《怎麼辦?》 睡光板炕煉毅力

習近平:我年輕時看過很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上次在索契,俄羅斯電視臺主持人採訪我,問我讀過哪些俄羅斯作品。看到我說俄羅斯作品如數家珍,他很驚訝。他說,我們俄羅斯好多人都沒看過這麼多。……我們那一代人受俄羅斯經典的影響很深。看了普希金的愛情詩《葉甫蓋尼·奧涅金》,後來我還去過奧德薩,看那裡留下的一些詩人痕跡。我很喜歡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說英雄,誰是英雄啊?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英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國作家,托爾斯泰是最有廣度的俄國作家,兩相比較,我更喜歡托爾斯泰。托爾斯泰的三部代表作,我更喜歡的是《戰爭與和平》,當然《復活》給人很多心靈上的反省。我也很喜歡肖洛霍夫,他的《靜靜的頓河》對大時代的變革和人性的反映,確實非常深刻。……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個民主主義革命者,他的作品給我們不少啟迪。他的《怎麼辦?》我是在梁家河窯洞裡讀的,當時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動。書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過著苦行僧式的生活,為了磨煉意志,甚至睡在釘板床上,紮得渾身是血。那時候,我們覺得鍛煉毅力就得這麼煉,乾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們就出去摸爬滾打,下雨的時候去淋雨,下雪的時候去搓雪,在井臺邊洗冷水澡,都是受這本書的影響。

余杰曰:這一段習近平談蘇俄文學的影響,對於在文革前後成長起來的那一、兩代人而言,蘇俄幾乎就是全部的「外國」,蘇俄的部分文藝作品是當時唯一可以合法閱讀的書籍(在中蘇交惡之前)。正如年齡比習近平稍長幾歲的作家蘇曉康所說:「我們這一代人,跟已經顛覆了他們自己歷史的那個俄羅斯,有太多聯繫,而跟我們自己的傳統毫不相干。意識形態、制度建構的移植,就不去說它了,在文化上我們所能吸吮到的養分,從哲學、文學、音樂、美術等等,哪一樣不是來自蘇聯?……我們沒有能力從這種「傳統」中剔除民粹主義、領袖意識、政黨邏輯、暴民傾向、平均觀念等等,以及思想方法上的決定論、兩極化,才是要害。」

不過,即便是蘇俄文學,從習近平的讀書心得來看,他提及的若干著作,要麽根本沒有讀過一頁,要麽連皮毛都未讀懂。

比如,習近平讀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讀出來的居然是「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英雄」,顯然是望文生義、南轅北轍。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雖然以「英雄」命名,書中卻「並無一人是英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乃是「反英雄」的經典。俄語書名中譯為「當代英雄」,並不符合作者的原意,更準確的名字應當是《當代主角》。書中的主人公畢巧林是一名到高加索服役的貴族青年軍官,他精力充沛,才智過人,但到處找不到生活目標,因此養成玩世不恭的處世態度,將充沛精力消耗在半真半假的戀愛遊戲和冒險行動中,給別人帶來莫大的痛苦和不幸。與其說畢巧林是英雄,不如說他是「浪子」,萊蒙托夫特別以這個「非正面人物」來作為小說的主角,突破了古典主義文學的模式。畢巧林這個人物,開啓了俄羅斯現代文學中找不到存在價值的「多餘人」群像。至於說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麽辦》影響了知青一代的「苦修主義」,當然不全然是誇張。然而,毛死後,文革退潮,當年的「苦修主義」瞬間變臉爲肉林酒池、紙醉金迷的制度性腐敗和享樂主義。知青一代佔據權力中心,變本加厲地要回他們在青年時代失去的一切。這是一個心理學中饒有趣味的「補償機制」。習近平卻不願思考「由儉入奢」的這一轉換是如何完成的。

五、插隊時走30哩路去借《浮士德》

習近平:德國的文藝作品比較大氣恢弘,像歌德、席勒的作品。我14歲看《少年維特之煩惱》,後來看的《浮士德》。當時,《浮士德》的漢譯本有三種。訪問德國的時候,我跟他們講,我演講中提到的一些東西不是誰給我預備的材料,確實都是我自己看過的。比如,歌德的《浮士德》這本書,我是在上山下鄉時,從30哩外的一個知青那兒借來的。他是北京五十七中的學生,老是在我面前吹牛,說他有《浮士德》。我就去找他,說借我看看吧,我肯定還你。當時,我看了也是愛不釋手。後來他等急了,一到趕集的時候,就通過別人傳話,要我把書給捎回去。過了一段時間,他還是不放心,又專門走了30裡路來取這本書。我說,你還真是到家門口來討書了,那我還給你吧。

余杰曰:在這裡,習近平再次澄清說:「我演講中提到的一些東西不是誰給我預備的材料,確實都是我自己看過的。」可謂此地無銀三百兩。不會有人相信習近平訪問列國時,報出的長長書單上的書籍他全都讀過。很多書所擁有的深度和廣度,遠遠不是他這個尚未完成初中教育的半文盲所能讀懂的,《浮士德》亦不例外。如果沒有對德國乃至歐洲的文化、宗教傳統的整體把握,不可能明瞭《浮士德》之主旨。當年,在中國,一本《浮士德》要走三十裡路才能借到,這是一個什麽樣的國家呢?無疑,這是一個反人類、反文明的國家。習近平掌權之後,試圖將中國拉回那個「道路以目」的時代:看看歷史學家高華在香港出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在中國的可悲遭遇,就一清二楚了。

2017年2月10日,曾任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營銷編輯的戴學林,因與他人合作在中國轉售香港、台灣書籍,包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等被中國列為「非法出版物」的書籍過千本,被以「非法經營罪」罪名判5年監禁。戴學林自2016年5月起失去聯繫,至同年9月才確認被公安帶走。戴學林被判刑的罪名是,用微信號「禁忌的遊戲」出售《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等港台書籍,當中被鑑定為「非法出版物」的金額23萬餘元人民幣。

而戴學林案發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集團前董事長何林夏因「受賄罪」被捕的案件幾乎同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創設「理想國」、「新民說」等圖書品牌,在中國知識界頗有影響力,但因其出版內容及各類論壇偏向自由化,引起有關部門注意。廣西師大出版社2015年11月曾出版高華的遺作《歷史學的境界》,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要求下架。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至今已重印數十次,高華於2011年底去世。2002年,律師朱元濤不滿北京首都機場沒收此書,告上法庭,指此書是嚴謹的黨史著作,不符合「詆毀國家領導人」等的「非法出版物」認定標準。他一審敗訴後再上訴,北京高院判其勝訴,但勝訴理由是海關作出處罰的手續不清,未涉及對該書性質的認定。外界曾有誤解,認為法院判決後《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已非禁書,不過事實是內地海關發現該書仍會沒收。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破除個人崇拜的最佳解毒劑,也是讓習近平寢食難安的「異端之書」。今天的中國人要讀到《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比當年習近平要讀到《浮士德》更加艱難。當年的習近平徒步走三十裡路就能借到《浮士德》,而今天的中國人如果買賣和傳閱《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卻需要付出坐牢的沉重代價。戴學林是真正愛書的人,他在網上買賣《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當然不是爲了獲取區區幾萬元的盈利,而是為了讓更多同胞讀過這本書之後「因真相得自由」。反之,標榜愛讀書的習近平,將戴學林關進監獄,表明他才是書的敵人,以及真相和真理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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