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wan Justice | 台灣公義報

2018-06-22 民報 ◎余杰 北京發起驅逐低端人口、拆除街面招牌以及「煤改氣」行動，影響數百萬人之生計，民眾怨聲載道、苦不堪言，當局卻無動於衷、我行我素。（圖／創用CC授權） 北京發起驅逐低端人口、拆除街面招牌以及「煤改氣」行動，影響數百萬人之生計，民眾怨聲載道、苦不堪言，當局卻無動於衷、我行我素。 日前，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校友，發表了一封聯署的公開信，敦促新上任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認清形勢，領悟民意，放棄僥倖，儘快去職。敦促書指蔡奇上任三把火，為北京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暴政，蔡奇是北京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酷吏。 這封公開信看似義正詞嚴，其實卻是色厲內荏。它只反酷吏，不反皇帝，將禍國殃民的政策全都算到蔡奇一人身上。換言之，只要驅逐蔡奇，帝都就能恢復昔日「坐穩了奴隸」的好時代，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派和諧，幸福美滿。公開信設置了「安全閥」，不會像為劉曉波引來殺身之禍的《零八憲章》那麼危險。自我保護的本能，當然可以理解，願意當殉道士的人，畢竟是少數。然而，打腫臉充胖子，確實就是欺騙行為。策略如果壓倒了真理，最終必然走向南轅北轍、緣木求魚。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這封公開信的起草者，像將腦袋藏進沙堆中的鴕鳥，對如此顯而易見的事實視而不見：蔡奇是誰提拔起來的呢？此前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蔡奇，如何能完成「三級跳」成為政治局委員？當然是其主子習近平慧眼識英才。當初，習近平自己不也是跳過政治局委員的層級，直接升任政治局常委，成為名副其實的接班人？ 從其履歷上看，蔡奇與習近平具有驚人的同質性：他們都在毛時代「上山下鄉」，當過多年的「知青」，都因為文革錯過正規教育，卻擁有「如真包換」的博士學位。他們都深味中國官場的厚黑學，若是臉皮不夠厚、心不夠黑，豈能升到黨國領導人的高位？ 蔡奇在檯面上幹的每一件壞事，當然得到習近平的首肯。若反蔡而不反習，就不是捍衛人權和公義，而是自覺不自覺地幫助當局「變相維穩」。就如同郭文貴的海外爆料行動，在「郭七條」的框架之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不反習，甚至稱頌習是千年一遇的「明君」），不是造反，乃是「為主分憂」，不僅不會動搖共產黨的統治，反倒幫助共產黨收編海外原本就三心二意的反對派。 蘇聯獨裁者史達林生前換過好幾個特務頭子，每一個特務頭子都像他的襪子一樣，穿臭了就被扔掉。而司馬遷在《史記》之《酷吏列傳》中早就道出宮廷政治最大的秘密：十多個權傾一時的酷吏，如走馬燈式地「你方唱罷我登場」，巋然不動、穩如磐石的唯有「今上」一人。 有人譴責一度受漢武帝寵愛的酷吏杜周說：「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杜周回答說：「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可見，杜周深知，他侍奉的不是抽象的法律，而是活生生的、喜怒無常的皇帝；法律是靠不住的，皇帝的心思意念遠高於法律。 所以，每一個酷吏背後，都站著更殘酷的皇帝。皇帝一般等到酷吏幹完所有髒活、成了千夫所指的、箭靶式的人物，才將酷吏拋出來，加以清算，以平民憤，並顯示自己的明察秋毫。此時，受盡苦難的老百姓，當然會三跪九叩，高呼「皇帝聖明」。 所以，即便蔡奇垮臺，也不意味著「北京之春」就到來了。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2018-06-18 民報 余杰 綠島的政治犯大部分都是高級知識分子，靠一幫魯莽無知的軍人給他們洗腦，談何容易？郭振純笑著對我說，管理者也知道所謂的政治學習，是走過場罷了。（白色恐怖受難者郭振純。圖／郭文宏） 謹以此文紀念白色恐怖受難者郭振純前輩 在臉書上，攝影家黃謙賢發表了一則在綠島人權園區的小見聞：今天身在圍牆內，耳邊傳來參觀者的對話…… 女：我快熱死了。 男：多喝水。 女：我終於可以體會被關在這的感受。 男：他們都是犯人。 女：誰叫他們要犯錯。 黃謙賢感嘆說，可見她（他）們只是無知的觀光客。這是她（他）們的悲哀，也是國民黨政府的洗腦教育教出來的。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當我來到綠島人權園區時，曾被關押在此的政治受難者郭振純和陳欽生為我導覽。突然來了一群觀光客，興高采烈地拍照留影。有人說，一個人住一個這麼大的房間，待遇還不錯呢。 陳欽生聽了之後，直搖頭，忍不住插了一句：「我就是當年的受難者，一個房間要擠十個人，人都快被烤熟了。」 我不願鄙視某些參觀者的「無知」，這是轉型正義缺失和歷史教育匱乏的結果，也是台灣民主憲政深化過程中繞不開的問題——正如保羅·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在《紀念館》一書中所說：「紀念館將和遺忘的未來戰鬥；紀念館到底是培養自憐自艾的文化，還是能幫助、鼓勵觀眾對抗不義的奮鬥？」 新生訓導處：這裡是「第一層地獄」嗎？ 乘火車到台東，再從富崗港口乘船赴綠島。風急浪大，五十分鐘的航程，比預料中的顯得更長——不過，我乘坐的畢竟是標榜「豪華」的客輪；而當年被送到綠島的囚徒，像沙丁魚一樣擠滿悶熱漆黑的船艙，駛向茫然幽暗的未來，心中該是何等恐懼與絕望？ 遠遠地，山巒起伏的綠島躍出海岸線。如今，綠島是一處遊覽勝地，碼頭上人潮如織，多半是來此度假的年輕人。從碼頭驅車去綠島人權園區，還需要十五分鐘車程。 將人犯流放到遙遠的孤島，是統治者屢試不爽的手腕。法國馬賽和美國舊金山附近，都有讓人望而生畏的「惡魔島」——前者是小說《基督山伯爵》中極力渲染的舞臺，後者則因關押過美國最危險的罪犯而成為好萊塢青睞的故事題材。在南非，更有羅賓島監獄，因關押過曼德拉等人權鬥士而聞名於世。 早在日治時代，日本總督府就在綠島設置了「火燒島流浪者收容所」。國民政府遷台之後，這裡成為台灣地區規模最大的政治犯監獄。到了解嚴之後，監獄舊址被規劃為人權園區，包括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和人權紀念碑三大部分，屬於聯合國認定的「悲劇遺產」（legacy of tragedy）或「負面遺產」（negative heritage）。 所謂新生訓導處，其實就是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1950年代初期，台灣各地監獄的政治犯人滿為患，許多囚徒被運送到此處。1951年5月17日，第一批近千名政治犯從基隆搭船抵達綠島，當局對外謊稱是共軍俘虜，強迫囚犯穿上共軍軍服。之後，不斷有囚犯被送來綠島，最多時關押了兩千人，還有近百人的女生分隊，加上管理人員，營區超過三千人，與當時島上居民的人數相當。 新生訓導處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對政治犯進行洗腦教育。初期，每周一、三、五上政治課，其他時間勞動。後來，由於島內物資缺乏，遇到氣候惡劣的時候，台東的補給品無法海運上島，囚犯們便申請自辦農場，得到了管理方同意。於是，囚犯們可以下海捕魚、上山種菜，以及飼養雞、豬等，其收成超過了營區的需要量，還被管理方拿出去賣錢。 《古拉格群島》的作者、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寫過一本名為《第一層地獄》的作品，描述那些技術專家在監獄工廠中享受的「優待」。如此看來，新生訓導處也算是「第一層地獄」嗎？ 年逾九旬的郭振純，領我參觀大部分建築都已經拆掉的新生訓導處，指著空曠處，對當年每座建築的位置都如數家珍。郭振純從小就嚮往做維新志士，是最早持台獨理念的「獨俠客」，入獄22年之久。他向我描述了一段遭受酷刑的經歷： 特務們問：「你去過川菜館嗎？」 郭回答說：「不曾。」 特務們說：「有道菜很好吃，很有名，叫螞蟻上樹。」說完就拍桌子喊道：「叫打手來！」 於是，姓潘的打手衝過來，將其衣服剝掉，像捆死豬那樣綁一綁，手被彎到後面，腳也綁起來，抬到散步場。郭被綁到那裡丟下，然後潑糖水。 「你想會發生什麼事？螞蟻來了嘛。很難過的，你若沒有親身體驗，想像不到的。……只能滾來滾去，爬起來蹲著，又跳來跳去也沒有用。螞蟻一上身就不容易撥走，我整個人快發狂了。」 老人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臉上沒有痛苦的表情，眼中沒有淚水。 八卦樓裡，走過白髮蒼蒼的倖存者 1972年，「綠洲山莊」又啓用了。用充滿詩情畫意的「山莊」一詞命名監獄，頗有諷刺意味，蔣氏政權的虛偽由此可見一斑。在官方檔案中，此處的正式名稱是「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 「綠洲山莊」的主體建築，是呈十字形放射狀的「八卦樓」。其設計完全符合法國思想家福柯在研究監獄問題的傑作《規訓與懲罰》中描述的「全景式監控」之概念，不過將西方通用的圓形建築，改為具有東方特色的八卦形狀而已。 綠洲山莊的一、二樓分為八個片區，共有大小牢房52間。大部分囚犯被關押在一樓，每個狹小的房間內關押十人左右，晚上睡覺時眾人只能側身而眠。 我在園區裡步行了半小時，已然是揮汗如雨，這才親身體驗到何謂「火燒島」，比起《西遊記》中的火焰山來毫不遜色。陳欽生找到了當年被關押的那間囚牢，帶我走進去，告訴我說：「我睡在靠牆壁的那個位置，這裡白天被太陽曝曬，直到半夜牆壁都是滾燙的。我是這間囚牢中最年輕的囚徒，當仁不讓地睡在這個最不舒服的位置。」 陳欽生說，他們剛進來的時候，彼此之間話不多，擔心被對方告發。後來，果然發現室友中有一個告密者。所以，如果有重要的話，他們都在放風的那半小時，到操場裡悄悄地講。 每個片區由一名憲兵負責。按照規定，憲兵不能與犯人講話，因為在泰源事件中，有官兵被囚犯說服，幫助囚犯越獄。陳欽生說，最初的管理者是一些年輕的憲兵，嚴厲而生硬；後期則是一批老兵，人生經驗豐富，也有同袍遭到整肅，所以對囚徒頗有同情心，互相之間保持了良好的關係。 綠洲山莊從一直存在到1987年，其管理遠較此前的新生訓導處嚴格。陳欽生說，他被關押在此的幾年裡，根本不知道監獄外面山巒、大海和村莊的面貌。直到多年以後，以自由人的身份重返綠島，才知道綠島的整體環境，遂有井底之蛙之感。 二樓關押的是少數身份特殊者，一般都是單獨關押，如：柏楊、施明德等名人。獄方希望避免他們向其他囚犯傳播「毒素」，他們卻利用與世隔絕的安靜環境繼續讀書、寫作和思考。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昔日緊閉的沉重鐵門，如今一扇扇都敞開著。白髮蒼蒼的倖存者，不堪回首卻又必須回首的青春時代，被這鐵門、高牆和柵欄分割與阻隔。 你可以聞到，那無法禁錮的花香 走出綠洲山莊數百米，來到海岸邊，就可以看到人權紀念碑。由於當地居民紀念碑擔心破壞象鼻岩一帶的自然風景，設計者遂巧妙地將紀念碑安置在地表以下。如同美國首度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一樣，參觀者一步步地走向地下，鐫刻著不同類別的受難者名字的「哭牆」逐漸呈現出來。在密密麻麻的名字的盡頭，是柏楊留下的那句讓人心情沉重且痛楚的話：「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花香是無法禁錮的，熱愛自由的心靈也是如此。在展廳裡，展示了當年的囚徒們親手製作的藝術品、手稿、生活用品等。陳孟和用了一年時間，採用解體的沉船的甲板等材料，製作了一把不亞於專業水準的小提琴；台大醫院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完全靠著記憶，手繪了一副精準的星象圖。還有潛水鏡、貝殼畫等，無不巧奪天工。 涂南山翻譯的《耶穌傳》手稿，讓我不禁放輕呼吸，恭敬地閱讀。這個赤貧的草地少年，從民族覺醒出發，穿越時代悲劇與個人苦難，展開波瀾重重的認同之旅。他在滿洲讀大學，在台大搞學運，直到在獄中閱讀到日本基督徒作家矢內原忠雄的著作，在生死關頭猛然覺悟，十年的牢獄淬煉出全新的生命體驗。 涂南山說：「就是這本《耶穌傳》支持我的意志。我總覺得它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力量，逼得我非為那些自由民主而奮鬥、卻遭受苦難與迫害的人翻譯不可。我在火燒島一面挑水、挑糞、種菜，一面翻譯《耶穌傳》，每天感覺如在天堂，快樂無比。」他先後改稿九次，將譯稿拆成十份，藏在菜圃的茅草中，最終帶出綠島。出獄後，他與朋友們成立「台灣福音書刊編譯基金會」，出版了凝聚四十年心血的《耶穌傳》和《羅馬書講義》等譯著，並期望中國讀者也能讀到這些書籍，因為「沒有愛的民族主義，是非常可怕的」。 綠島的政治犯大部分都是高級知識分子，靠一幫魯莽無知的軍人給他們洗腦，談何容易？郭振純笑著對我說，管理者也知道所謂的政治學習，是走過場罷了。每逢期末考試，教官把考卷發下後，就到外面抽煙，大家拿出課本來照抄，不過一般只抄對七十分。 更具諷刺意義的是，被當局描述成「青面獠牙」的叛匪囚犯，被官兵們請去給他們的孩子補習功課，效果立竿見影。不久，連島上的百姓都知道了這個情況，也要求這些囚犯給他們的孩子上課。長期以來，綠島師資缺乏、教育滯後，很少有孩子考上外面的學校。經過這群特殊身份的老師的補習，綠島居民的孩子的成績大都直線上升，甚至有不少考上名校。台東地區很多中小學校的校長，都來自綠島，都是政治犯的學生。 美國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有一句台詞說：「有一些羽毛發亮的小鳥，是關不住的。」下午乘船離開的時候，我在甲板上，一邊眺望變得越來越小的綠島，一邊吟誦受難者曹開的那首名為《光明的面龐》的詩歌： 我們是被關禁在 鐵罐裡的螢火蟲 我們像星星連動也不動 久久彼此相望 懷著災難的苦痛 我們閃爍著一種沉默的語言 這樣晶亮，這樣奧妙 相信所有的語言學者 希望了解我們這口氣寒光 但願生命點燃的燈火 永久不會被熄滅遺忘 我們供人使用的字眼 就是至愛光明的血紅面龐 ...

圖博不是香格里拉，而是黑暗東方文化的一部分   ◎ 余杰 四川人，蒙古人，世界人，此生不做中國人。旅美華裔作家，政治評論家，右派與獨派，長期關注人權與宗教信仰自由議題。各類著作有《走向帝制：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1927：民國之死》、《劉曉波傳》等五十餘種。 -------------------------------------- 在中國的政治活動家的回憶錄中，很難發現可以跟本書相媲美的誠實與自省。達賴喇嘛對這本回憶錄的作者，也是他的親哥哥嘉樂頓珠說：「你的一生都在服務圖博，你一定要不保留地據實以告。」 ------------------------------- 嘉樂頓珠的一生堪稱當代圖博史的縮影：自從弟弟丹增嘉措被確認為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之後，他就註定了將有不一樣的人生——他不再是繼承家業的馬匹商人或農夫，而必須成為弟弟的顧問。 流亡政府走向世界的關鍵角色 1940年代中期，他被圖博政府送到中國留學，積累關於中國的知識，以便日後輔佐弟弟處理圖博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他在中日戰爭剛剛結束時抵達南京，受到蔣介石夫婦的熱情接待，被安排到南京政工幹校（政治大學的前身）學習。然後，他與國民黨將領朱世貴的女兒朱丹相戀成婚，在南京被共產黨攻陷前夕流亡印度。他先後赴台灣、美國、香港各地訪問，成為封閉的圖博王國與西方世界全面接觸的第一人。 1950年代初，他回到圖博，經歷了共產黨佔領圖博的初期，因拒絕與共產黨合作，在弟弟流亡之前即設法離開圖博。此後，他在流亡政府擔任過外交部長和內閣總理等要職，致力於爭取圖博的自由與獨立，並在1970年代末代表達賴喇嘛赴中國展開了漫長而艱苦卻無疾而終的談判。 嘉樂頓珠精通中文和英文等多種語言，是少數具有世界眼光、明瞭國際格局的圖博政治活動家。多年來，他廣泛接觸各國領袖人物，國民黨方面的蔣介石、蔣經國，中共方面的鄧小平、胡耀邦，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美國第一夫人愛蓮娜・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等，他對這些人物的功過得失都有獨到的觀察和評價。 他也深切地捲入圖博內部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除了忠於達賴喇嘛的派系之外，他跟投靠共產黨的班禪額爾德尼、藏人官員阿沛・阿旺晉美，以及堅持從事游擊武裝鬥爭的游擊隊指揮官，都有密切的聯繫並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個人關係。無論對內還是對外，嘉樂頓珠在圖博流亡政府中都承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資訊中心的角色。 「我的責任是對世界說出真相」 1999年，嘉樂頓珠退休之後，回到葛倫堡經營製麵廠、安享晚年。他在回憶錄的結尾處說，自己對這個小小的事業感到自豪，並不亞於在流亡政府中擔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政府首長：「我不是有錢人，但足以糊口，不必仰人鼻息。……我一直有個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要自力更生，絕對不要靠別人。這個製麵廠雖然不是個大生意，但是維持了我的生活。我做的是一個有生產性的工作，創造就業機會，讓鄰人有工作做。我們為成千上萬人供應麵條，許多家庭餐桌上的食物，就是我們製造的。」 他並不以當過達蘭薩拉（Dharamshala）圖博流亡政府高官為傲，而以身為噶倫堡的製麵師為榮——這個平凡的身份成為回憶錄的書名。這段話，何其坦誠、何其謙卑、何其樸實，是絢爛之後的平靜，是驚濤駭浪之後的晴空萬里，也是整本回憶錄中最讓我感動的部分。 數十年來，嘉樂頓珠都是站在弟弟身後最忠誠、最堅貞的助手。他的前半生見證了圖博社會被捲入詭譎多變的國際政治並被動走向現代化的歷程，他的後半生則為流亡政府和圖博人民服務、竭盡全力讓被中國奴役的圖博悲情命運為世界所知。他的回憶錄道出許多此前不為人知的秘密，他對若干重大事件的描述和評論亦充滿爭議。 他從一開始就知道他的書將引起爭議，並曾對達賴喇嘛說，考慮對若干事實有所保留。達賴喇嘛說：「你的一生都在服務圖博，你一定要不保留地據實以告。」由此，他更有信心秉筆直書：「我的責任是說出過去事件的真相。如果做不到，我就是不誠實的人。」 嘉樂頓珠｜維基百科 圖博不是香格里拉，圖博也是黑暗的東方文化的一部分 很多圖博人和西方人的著作將圖博描述成美不勝收的香格里拉。在當代西方文化界，左翼文化人背棄基督教傳統，轉而對印度教、禪宗、日本佛教、藏傳佛教以及各種東方神秘主義充滿濃厚興趣。在美國1960年代的左翼社會文化運動中，「垮掉的一代」的日常生活，除了吸毒、性解放、搖滾樂、反越戰、毛主義、格瓦拉等元素之外，東方神秘主義永遠是不可或缺的點綴。 然而，圖博絕非人人平等、安居樂業的世外桃源。嘉樂頓珠如實記載了圖博傳統社會的貧富懸殊、停滯落後，包括政治鬥爭的殘酷和慘烈。歷代達賴喇嘛一直處於政治陰謀的風頭浪尖上。當達賴喇嘛幼小時，政務一般由權臣控制，到18歲左右才能親政。權臣為了持續掌權，不惜加害達賴喇嘛。很多達賴喇嘛都在幼年暴卒，如九、十、十一、十二世達賴都沒有活到親政時。第十四達賴喇嘛也險些被陰謀集團推翻，嘉樂頓珠也多次成為對方加害的對象。 這反映出政治鬥爭的血腥，一切為了權力，被視為「人間神」的達賴喇嘛也不能免於遭害，可見那些陰謀家內心並不信仰佛法。 大概因為嘉樂頓珠受儒家文化荼毒不深，不受「為尊者諱」原則的束縛，他在書中寫到自己不堪的家事。他的父親原本是一個一字不識的農民，自從兒子被確認為轉世靈童之後，「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突然被推到一個崇高的位置上，就好像中了巨額彩票的人，難免心理失衡。嘉樂頓珠承認，與始終謙卑樸素的母親相比，父親變得「太傲慢，太容易動怒。」父親出入都有五、六個僕從開道，常常要求旁人下馬步行，或站在旁邊等候他通過，躲避慢了的人甚至受到僕人的毆打。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他的父親還亂用權力，在買賣時拉抬價格、牟取暴利。嘉樂頓珠在書中列舉了一個有趣的細節：那時候，後來擔任昌都總督、投降共產黨的圖博貴族阿沛・阿旺晉美還是一名低級官員，負責為達賴喇嘛的家人營造房舍。達賴喇嘛的父親懷疑此人中飽私囊，有一次嘉樂頓珠親眼看到父親拿著一根棍子將其趕出家門。 結果，過於張揚的父親被達扎攝政視為政敵，被其命人下毒害死。雖然圖博當局從未正式承認此一事實，但嘉樂頓珠認為，父親是中了一種名為「瘋象草」的劇毒，這種劇毒會關閉人體的消化系統，吃下它的人，無法進食，也不能喝水，受害者會慢慢餓死。他的父親過了40天才去世，死前形銷骨立。嘉樂頓珠的重要證據是：當時下毒的那名初階管家逃到印度，後來私下承認此事。這就是權力的可怕，甚至比「瘋象草」還要可怕。如果不是兒子成為達賴喇嘛，他們的父親不會四十多歲就暴斃，或許能以農夫的身份安享天年。 1940年代末，嘉樂頓珠在印度停留期間，中國、美國、印度都將他視為遺世獨立的圖博政府的傳話人。但他傳遞的重要消息，在拉薩無人理睬。圖博正因為內部權力鬥爭而陷入混亂，圖博領導人對於中國所發生的事情，以及中國的變局將如何影響圖博，既無知也無視。圖博政府只相信當時在拉薩的英國人查理森的建議——圖博政府萬般美好又獨一無二，任何改革都沒有必要。這個看法跟後來的「東方主義」思潮如出一轍。嘉樂頓珠感嘆說：「現在，回想當年圖博政府災難級的無能、無法回應的昏聵，我仍然會感到怒火中燒，憤怒不已。」 一直拖到中共建政之後，圖博政府代表突然跑到印度來問嘉樂頓珠該怎麽辦——因為他是極少數在中國生活過、精通中文、瞭解中國的圖博人。嘉樂頓珠寫道：「我不知道該怎麽辦。我拒絕跟他們多談。整個圖博政府讓我感到噁心。」他認為，圖博政府的愚蠢助長了共產黨的侵略野心：「我到今天仍然相信，如果圖博政府早點對尼赫魯、美國，甚至中共做出回應，我們今天的局勢就會大不相同了——或者，起碼會有一點點不同。但是，圖博的主事者是一群無能的人，不是普通的無能，而是完全無能。他們是國家的悲劇，不但不能同舟共濟，又軟弱無比，讓毛澤東的入侵易如反掌。」 共產黨在圖博的統治堪比納粹的種族屠殺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圖博政府與中共簽訂《十七條協議》之際，作為獨立國家的圖博就算是亡國了。而當時圖博究竟該有怎樣的國家主權概念，連上層統治者都莫衷一是。以「大藏區」的概念而論，康區與安多地區從來不被衛藏統治勢力所掌控，地方領袖擔心拉薩的滲透甚於擔心遙遠的北京。而日喀則地區又因為班禪與達賴失和，也不受拉薩的直接統治。 藏區地圖：安多（紫）、康區（綠）、衛藏（紅）。｜Photo Credit:[email protected] CC BY SA 3.0 換言之，圖博雖然名義上有共同政教共主，實際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再加上藏軍老弱、武器殘破、缺乏訓練，根本不是共軍的對手。就在解放軍大軍壓境之際，上層政治鬥爭仍未停止：拉薩政府派遣年輕的阿沛・阿旺晉美出任昌都總督，居然是執政者的借刀殺人之計：通過共產黨之手消滅敵對派系。阿沛手中無可用之兵，當然就不戰而降了。執政者對個人權力的考量居然超過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真是愚不可及、自取滅亡。 嘉樂頓珠是最早識破共產黨陰謀的圖博人之一，為了避免連累達賴喇嘛，他率先逃離被共產黨掌控的圖博。當1959年達賴喇嘛逃走之後，圖博的局勢遂一發而不可收拾。圖博人絕望地發起抗暴運動，解放軍則殺人如割草。這本回憶錄記載了一個可怕的細節：1962年，圖博反抗志士繳獲了一份文件，這份人民解放軍第18軍拉薩總部政治部的文件上寫道，從1959年達賴喇嘛逃走到1960年十月之間，人民解放軍在圖博地區「殲滅了」8.7萬名圖博「叛匪」。這還不包括康區、安多等反抗最激烈、死傷人數更多的地方。 據學者李江琳在《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年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一書中的研究，從中共官方資料統計中得到的數字顯示，圖博人在戰場上的死傷俘降達34.7萬餘人。「打仗死人太多，那裡的水幾年沒法喝」，藏人用這句話說出了荒野曝屍無數的悲劇，也道盡戰爭的慘烈。更多圖博人不是死在戰場，而是死於集中營和大饑荒。 李江琳列出一組駭人聽聞的數據：1958至1961年，玉樹州人口減少69,419人，比1957年減少44％；果洛州至少減少35,395人，達35.53％，超過1953年該州人口的三分之一。兩州共減少118,172人，這還是經過「調整」後的官方資料。中共統治圖博期間造成的圖博非正常死亡人口佔圖博總人口的比例，甚至高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比例。 嘉樂頓珠對共產黨和中共領導人基本無甚好評。中共高官彬彬有禮、和藹可親，卻言行脫節、自相矛盾。他的大哥在印度見過周恩來，嘉樂頓珠拿一個詞形容周說：「我叫他小白臉。中國人用這個詞來形容外表誠懇體貼，內心卻奸詐狡猾、詐騙伎倆層出不窮的人。」1979年，嘉樂頓珠應邀到北京與鄧小平會談，鄧說：「除了獨立，什麽都可以談。」嘉樂頓珠提出若干建議，鄧都以納諫如流的姿態接受。鄧卻從不對中共在圖博的屠殺道歉，他說，圖博問題已經過去了，過去大家都受過罪，他自己在文革中吃盡苦頭，「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向前走。」然而，嘉樂頓珠從鄧小平鎮壓西單民主牆運動和八九民運就看出：「他的統治風格，是任憑事情發展到一定地步就急踩剎車，進行鎮壓。」 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合作是恥辱嗎？ (adsbygoogle =...

2018-06-15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劉曉波談到中國民主運動「道阻且長」，有不少當年的參與者變臉脫隊，甚至走上反方向。劉曉波説，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能少」，少向前走一步，或錯過某個重大事件，或未能與某個新的思潮契合，就有可能從先行者變成攔路石。我對此心有戚戚焉：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如此，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如此。 香港有兩件個案最能說明此一問題：民主黨年輕一代議員許智峯因不堪保安局行政主任在議會內監控議員出入，憤而搶去其手機，被政府建制派聯手狙擊，誓要褫奪議員資格。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發表聯署信支持許：「對於近日的手機事件，源頭是政府舖天蓋地監視議員，干擾立法會運作，做法不能接受，引起許智峯議員作出是次行動。許已就事件致歉，並願意承擔責任。……我們呼籲所有立法會議員，尊重選民，勿因黨派利益任意取消個別議員的資格。」 民主黨年輕一代議員許智峯。圖片取自Etan Liam 然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媒體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譴責許智峯，「既不適合留在民主黨，也不適合繼續做議員」。劉彗卿忘記當年她遭到共產黨宣傳機構圍剿的經歷，如今卻要拿許智峯的人頭給北大人當投名狀。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有香港媒體人忍無可忍地反駁説：「一件趕蒼蠅的小事竟都可以發大到好似姦淫擄掠般的十惡不赦。……眾多的荒謬之中，民主黨的荒謬最令人側目，一個壞孩子以身犯險，即使做了蠢事，即使徒勞，也起碼顯示了反抗的意志，同屬隊友的民主黨，不去利用這辛苦掙回來的罪證，完全沒有化危為機的企圖，卻竟先下手為強，先把他活活打死，以為這就可以堵住了敵人的口，最後還好意思叫這危機管理，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另一件事是：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參與旺角騷亂案，被香港法院裁定暴動罪成。其辯護律師蔡維邦在法庭上動情地說，九七年之後民主倒退，他自己這代人甚麼也沒做過，只為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努力，到現時事業有成，貪圖逸樂，反而怪責年青人「搞亂」香港，對此深感慚愧。 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圖片取自Malayancup 民主派律師吳靄儀在一封求情信中指出，梁天琦是她從政三十年見過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有深刻的理性分析，熾熱追求理想，亦有自我反省、敢於承認，不迴避過失責任。梁天琦以一名大學生的熱誠去找尋香港的出路，同齡人面對的未來是賺錢、買樓、買車、結婚，但梁天琦要面對的是「自由的喪失、黃金歲月的白白流逝」。 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曾被中共錯誤地當作「港獨教父」猛烈批判的「城邦論者」陳雲，此時此刻卻往梁天琦背後插刀，在社交媒體上以教主身份居高臨下地對梁天琦判罪：「梁天琦真正犯的罪，是出賣香港前途的道德上的罪。他一手破壞了永續基本法的選舉議程，令香港前途斷送，港人從此陷入黑暗。香港建國之後，再來審理。」 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劉慧卿和陳雲的言行讓人大搖其頭：那些曾經年輕、曾經激情、曾經純真的人物，如果不能勇於「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自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轉瞬之間就會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政治和思想場域中不光彩地退場。 並不是所有號稱「反共」的人都是朋友，「反共」只是一條最低的底線和一個不假思索的常識；在今天的中國、香港、台灣乃至整個華語世界，僅有「反共」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反統」之決斷，以批判中國文化和解構中國為最高目標。在這一點上，奮筆疾書反抗「左膠」和「大中華膠」的香港年輕一代評論人盧斯達，可謂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左膠迷途不知返，反抗「中帝」正當其時 文革結束之後，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核心價值」之一的「反對帝國主義」口號，很少出現在中共官方宣傳之中。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急急忙忙地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來掩飾其殺人罪行；一九九二年，卻急病亂投醫地又發表「南巡講話」，與國際資本打得火熱。 在港臺及海外華人世界，左派的「反帝」思潮卻一直揮之不去。反帝的台灣作家陳映真晚年成了釣魚臺國賓館中圈養的寵物，卻從不面對中國本身是劣質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事實；反帝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穿著格瓦拉的T恤大呼小叫，卻對年輕人香港獨立的訴求嗤之以鼻。這些貌似進步的人物，一邊追求平等和正義的抽象理念，一邊又維護大中國的美好想像。 「反帝保華」是當年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的翻版，「只反共產黨，不反大中國」是清末革命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翻版。不反共的左膠認為，中國的不公不義都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禍害，去除國際資本主義就能救中國；而反共的左膠則認為，共產黨雖然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滿人，卻是信奉馬列主義的「黃俄」，只要趕走馬列這一「外來邪教」，中國就能恢復「天朝上國」的榮耀。而大部分左膠都認為，民主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只要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和台灣就會心甘情願地融入大中華。 然而，盧斯達冷靜地指出：「中國文化早就有帝國主義，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帝國主義，沒有一天不是帝國主義。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那一段，其實中國都是帝國主義，只因為實力不足，而潛心等待。在帝國主義的建設路上，中國是西方的前輩，早就在終點線等待他們。在羅馬共和國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經「南征百越」，之後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動，一直受到後世儒生之文飾。左宗棠、王震在新彊的種族屠殺，國民黨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換言之，如果只是反對共產黨，而不去除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大中國情結，民主化之後的中國會像俄羅斯一樣，對車臣、喬治亞、烏克蘭發動殘酷而骯髒的戰爭。 習近平上臺前，訪問墨西哥時，粗魯無文地説，中國並未「輸出革命」，西方也不該對中國「說三道四」，好像他要關起門來當土皇帝一樣。習近平上臺之後，承諾「不稱霸」的中國卻急不可待地向外輸出「中國式病毒」。 盧斯達指出：「中國人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雖然經常抗議外國干預其內政，但中國又同時經常用自己的禁忌規範（或化身成「傷害人民感情」一說），去干預別人的內政甚至價值觀。」中國強迫全球航空公司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強迫奔馳公司撤下達賴喇嘛的人生格言，強迫美國服裝品牌GAP和日本服裝品牌無印良品撤回「台灣製造」的標籤及更改不含台灣的中國地圖，如此咄咄逼人，如此窮凶極惡，難怪被白宮發言人稱之為「歐威爾式的胡言亂語」。 中國強迫全球航空公司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但仍有多家航空公司不從。圖片取自Prayitno 「中國式的道歉」為何流行？用盧斯達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崛起之後，世界『中國化』。中國的禁忌和好喜，以主流國際社會規則作為掩護，以市場作為媒界，擴張到世界，搞到人人被迫遵守。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方式，好像就只能圍繞著中國自己的禁忌，佐以暴躁的群眾，最後以外國的退讓終結。……中國得以用主權國家的無上權威，將各種問題『內部事務化』，以阻止他人介入，但又同時以狂躁和海量的『民族民意」，脅迫他國在國際事務讓步；得到『主權國』免死金牌的中國，卻又無意涉獵及採用一點『國際社會』發展出來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價值。」 在香港的有關評論中，這是對「中華帝國主義」最為清醒的認識和最為深刻的剖析。「中華帝國主義」比王朝和黨派的壽命都更長：中華民國取代大清王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但「中華帝國主義」一成不變。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民主中國」水月鏡花，「解構中國」迫在眉睫 共產黨不是一塊「飛來石」，馬列主義也不單單是一種「外來邪教」，與馬列主義相結合的乃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國情」，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說法一點都不誇張。 中共奪取天下，除了倚靠武力之外，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很多厭惡中共的人士將中共描述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民心盡失、崩潰在即，中共卻在六四屠殺之後三十年一直活得好好的。中共的統治不僅僅靠刺刀——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的統治可以坐在刺刀上完成。 即便今天中國開放直選總統，即便劉曉波還在世並與習近平展開競選，我相信投票給習近平的人一定比投票給劉曉波的人更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香港也一樣，即便香港有了雙普選，泛民就能佔據多數議席並推出有把握勝選的特首候選人嗎？結果如何，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對於中共是否「得民心」，我曾經與某位民主運動前輩有過一番爭論。那位前輩認為，共產黨從未得過民心；我卻認為，共產黨不僅僅依靠暴力統治，當年歡迎共產黨入城的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是多數，幾年前熱淚盈眶地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中國人也是多數，一直支持鐵腕統治西藏、新疆和香港以及用武力「收回」台灣的中國人也是多數。把中共與中國一刀兩斷的敘事策略是自欺欺人，反對中共而不反對中共孕育生長的土壤，只能事倍功半、竹籃打水一場空。 幾年前熱淚盈眶地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中國人也是多數。圖片取自U.S. Army 比反共更艱钜的工作是解構中國、打破中國文化之醬缸，像明治維新時的日本那樣斷然「脫亞入歐美」。對此，盧斯達指出：「中國向來不是法國大革命以後講求一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部落、種姓風格的社會。中央剝削地方，高種姓一層剝削一層下層種姓，孔子以來的學說被視為維持社會和平的必要手段，而二千年來基本不受質疑。朝廷裡的省籍情結，到現代中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中華種姓的延續。」 在面對大中華主義打壓時，港臺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之關係，盧斯達作為香港人，當然首先關心香港議題，但他也以香港的切身體驗忠告台灣的統派和中立派：「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就算台灣人今天無血開城，恭迎中國軍隊入城，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也不能改變自己在中華定義下的低賤屬性。」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台灣人是不可救藥的皇民和蠻夷，香港人則是英帝國的臣民。 大一統跟民主自由價值格格不入。中國非得解體，人們才能自由生活。中國的存在必然帶來地域和省籍歧視，盧斯達評論説：「有些人永遠不能進入「中國人」這個子集之中，他永遠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例如廣東人就從來極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系統，統治廣東人的中共官員大多數都不是廣東人。」廣東人西化得最嚴重，所以不受信任。 反之，孔孟之鄉的山東人「最中國」，也「最中共」。在中共十九大上，山東籍中央委員數量最多，占總數二百零四個名額中的三十個，高達百分之十五，是每個省平均數得四倍。在地方大員中，山東的名額也最多，共有八人。其次是浙江省，中央委員占總名額中的十三人，地方大員共有四人，兩者都不足山東的一半。這是耐人尋味的、關於籍貫和省籍的「微觀政治學」。如果中國解體，四川人管理四川，廣東人管理廣東，就不會出現這種「高等中國人」對「低端中國人」的統治及歧視了。 香港獨立是香港唯一的生路 支聯會「愛國愛港」的口號早已不合時宜，陳雲「香港城邦國」的論述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如果説台獨思潮肇始於二二八屠殺，那麽台獨真正成為大部分台灣人的共識是在六十多年後的太陽花運動；同樣，如果説港獨的思潮肇始於雨傘革命，那麽港獨要成為大部分香港人的共識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已轉向本土、在地、獨立。國民黨是台獨的推手，共產黨則是港獨的推手。 如果説港獨的思潮肇始於雨傘革命，那麽港獨要成為大部分香港人的共識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圖片取自Studio Incendo 中港矛盾不單單是政治制度的差異，更是文明的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説，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難怪香港人那麽在意中國遊客在香港隨地大小便的問題，這個問題即便在中共垮臺後也會長期存在。盧斯達發現，很多時候，人類文明是逆向傳播的，並非優勝劣汰，而是反向淘汰：「在香港，我見到一班很優雅、很天真又很高傲的香港人，如何被窮山惡水出來，因而野心勃勃的中國人玩弄到體無完膚。不只是港英一代菁英被中共愚弄，就算是平民之間也是。中國遊客在香港總是氣焰衝天，佔盡所有人的便宜，還有『左翼人士』保駕護航。」 一九九七年之後，隨著大量中國人湧入香港（其中，小部分是中共刻意安排的、為香港「換血」的「五毛黨」，大部分是一心過「好日子」的普通移民），其結果造成香港日漸沉淪。這不是左膠們痛恨的「種族歧視」的觀點，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個現實在中國移民湧入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國家亦隨處可見——中國大媽的廣場舞讓你無處躲避。 香港沒有能力改變中國，香港太小、太弱，「建設民主中國」不應該是港人的奮鬥目標；香港改變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獨立，像台灣那樣建立一個典範的「華人民主國」。所以，即便每年紀念六四的香港人越來越少，即便香港年輕一代對六四「無感」，也不必大驚小怪、痛心疾首。香港人有權利選擇自己關注並獻身的首要議題。 有人批評盧斯達等本土派、港獨派太過激進，也有人希望傳統泛民陣營與本土派完成某種「整合」、像共產黨那樣建立「統一戰線」。某些聲稱「以大局為重」、「反共優先」的人士更批評盧斯達對泛民的非議是「破壞團結」、「熱衷內鬥」。我不認同此種看法。 我相信，我與盧斯達都贊同這樣的看法：不是所有反共的人都是朋友，那些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共的人，即便不是敵人，也不能以朋友視之。左膠和大中華膠一旦掌握權力，未必比共產黨更寬容和仁慈。我們的目標不單單是反共，反共只是其中的「中間階段」，我們的終極願景是自由、民主和獨立。 盧斯達對當下香港民主派陣營並不看好，他期待被自由價值洗滌之後的真民主派的出現：「等香港的主體人民都認清了自己命中註定就是廣義的港獨份子，到時才會有真正意義的民主派。畢竟在立場上反對獨立的，其實只是否定人生而自由的信條，這種「民主派」只是中港之間特定時空、過渡狀體之下的畸型產物，一點也不「普世」。我期待香港有一天「跟世界接軌」，出現第一代貨真價實的民主派。」 盧斯達。圖片取自湯惠芸/美國之音 這正是盧斯達的可貴之處：作為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生的年輕一代港人的「第一健筆」，盧斯達比老一輩的李怡、董橋、陶傑更為放言無忌，具有劉曉波式的「理論的徹底性」，他直言不諱地「反中」、「反統」並逐漸形成了豐滿的「港獨」論述。當年，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人的文章成為美國獨立和美國憲法的精神基礎；如今，盧斯達和他的同仁們的港獨論述也必將成為香港版的《聯邦黨人文集》。 ＊延伸閱讀： 【評論】我遇見他們，一張張生動面容－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 【評論】北韓醫院是北韓社會的縮影 【評論】教育部拔管，龍應台為什麼生氣？ 【六都春秋】臉書：https://goo.gl/hshqvS 【六都春秋】Line：https://goo.gl/Evnz7p 作者 余杰 異議作家，現為無國籍人士，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

2018-06-10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座落於臺北市「介壽公園」一隅——這本身就是台灣轉型正義不徹底的象徵。蔣介石是白色恐怖的始作俑者，蔣介石親筆在若干判決書上用紅字批示的「殺之可矣」的字跡歷歷在目，仿佛是蘸著受難者的鮮血寫成的；而爲被蔣介石及其走卒殺害的無辜者設立的紀念碑，居然坐落在以「蔣介石萬壽無疆」來命名的公園之內，真是讓人拍案驚奇——你能想像柏林會有一座位於「希特勒公園」內的大屠殺死難者紀念碑嗎？柏林不可能有一座「希特勒公園」，用「希特勒」來給公共設施命名是要受法律製裁的。那麽，蔣介石跟希特勒有什麽一樣呢？蔣介石與希特勒都是獨裁者，只是獨裁程度有差、殺人數量有差而已。 「介壽公園」與總統府只有一街之隔，在城市中心區有此綠樹成蔭的公園真是難得。不過，公園若能盡快改名，即可實現「地名正義」，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們也不至於在地下仍然怒髮衝冠了。 時任總統陳水扁與副總統呂秀蓮為「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竣工揭碑。圖片取自總統府 小巧玲瓏的公園內，設有一尊國民黨高官林森的大型銅像，很遠就能望到。然而，林森跟台灣毫無關係，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前，林森就去世了。僅僅因為林森在蔣介石的控制下當過十二年國民政府傀儡主席，台灣就有很多以之命名的街道，仿佛他爲台灣做出過什麽卓越貢獻。實際上，林森在中國亦並無太大建樹，其主要功勞是先後跟在孫文和蔣介石屁股後面「跑龍套」。 「介壽公園」內最重要的設施，不是台灣年輕一代大都不知其爲何許人也的林森的銅像，而是高聳入雲、線條流暢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林森塑像緊鄰紀念碑，兩者格格不入，爲了凸顯紀念碑的價值，林森塑像有移除之必要。 紀念碑及週邊設施，由王立甫建築師設計。修建紀念碑時，施工方特意保留了周圍的老樹，讓其蔭蔽大地、圍塑空間，甚至轉化「大樹公」的民俗信仰，以此守護民主、自由與人權等現代價值，可謂畫龍點睛、脫胎換骨之筆。 以「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爲中心的整個建築設施，處處都有象徵悲劇的碎形與裂縫：在圓形水池上，有出挑的破碎形平臺；在弧形碑牆上，有開裂的不規則裂縫。看似不經意而為之，其實別具匠心：台灣的歷史，以及受難者的人生，不就是如此曲折破碎嗎？ 碑前設有水池，池水幽微，隱喻水準如鏡，映照時代眾生，反射歷史幽微，倒影公義之塔，體驗水的洗禮，又象徵族群和解。 紀念碑的主體是象徵公義的「光明之塔」，以正三角形象徵公義的價值從陷落的圓環中冉冉昇起，臨凱達格蘭大道而高高矗立——此一曾經暗無天日的政治核心區，終於被公義的光芒所照亮。 圖片取自於此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落成之後，居然有一名所謂「風水大師」接受電視採訪說，紀念碑如同一柄長劍，刺破總統府的風水，恐怕對以後各屆總統不利。「風水大師」甚至說，這是當時即將卸職的陳水扁特意設計的「刺馬」陰謀。如此荒誕的言論，居然在電視上全盤播出，居然真有很多人深信不疑。台灣尚未成為一個成熟的現代文明國家，其標誌之一就是此類「前現代」的占卜迷信長盛不衰、蠱惑人心。 我對怪力亂神的「風水」毫無興趣，我只相信，「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在總統府旁邊落成，讓台灣的轉型正義邁進了一大步。台灣不再是中國那樣的「殺人如此不聞聲」的文明沼澤地。 白色恐怖何以「白色」？ 紀念碑的碑文全文如下： 臺灣實施戒嚴期間（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及其前後，有許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羈押或槍殺，時間長達四十多年。此種慘痛事實形成恐怖氣氛，籠罩整個社會，成為臺灣人民揮之不去的夢魘，影響社會發展至深且巨，史稱「白色恐怖」。 昔日威權體制下，統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權，剝奪自由，造成無數生命的隕落、家庭的破碎和種種不公不義，舉國上下遂長期處於不安與恐懼之中。一九九零年代之後，在國人流血流汗，持續努力下，臺灣走出威權統治，逐漸形成自由民主的社會。 保障人權，追求社會公平正義，是民主國家所服膺的普世價值。我們不僅要追求歷史真相，追究責任，更應記取教訓，使執政者不再重蹈覆轍。因此建立紀念碑，祈願臺灣從此成為民主、自由、人權和正義的國家。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委員會謹立 二零零八年四月七日 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實施了世界上最長的「戒嚴時期」。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佈戒嚴令，該戒嚴令維持到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為止，總共長達三十八年。在此期間，立法院通過《懲治叛亂條例》以及《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擴充瞭解釋犯罪的構成要件，縱容情治單位機關介入公民的政治活動。國家公權力被濫用，民眾的基本權利失去保障。 據司法院透露，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多達六至七萬件，如以每案平均三人計算，受軍事審判的政治受難人，應當在二十萬人以上。僅以一九五零年代前五年為例，國民黨政府在台灣至少殺害了數千名本省和外省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人和農民，並將數千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無期徒刑。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最後兩個五零年代的政治終身監禁犯林書揚與李金木，在坐滿三十四年又七個月以上的牢後，才被釋放出獄。 紀念碑上列出的「白色恐怖」的終止時間並不準確。一九八七年，政府宣佈「解嚴」，並不意味著「白色恐怖」真正結束。一九九一年，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一九九二年，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這才終結了言論叛亂罪的法律依據，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白色恐怖」進入歷史。 至於這段歷史為何被稱為「白色恐怖」，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解釋說，這是借用法國大革命之後，波旁王朝復辟的時代，以波旁王朝代表的保守勢力，用暗殺、失蹤、逮捕等高壓手段對付革命分子，而波旁王朝的旗幟是白色，因此以「白色」命名那個恐怖的時代。台灣史學界也借用此概念形容兩蔣時代的殘酷鎮壓。或許，這也是爲了與彼岸共產中國的「紅色恐怖」相區隔。 在陳水扁執政的最後一個月，「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才竣工揭幕，有點「亡羊補牢，為時未晚」的意味。陳水扁親自出席竣工典禮並發表講話，但此舉無法挽救其頽敗的名望。若陳水扁在第一個任期內便促成紀念碑的建立和更多轉型正義項目的實施，人們或許更能相信他的誠意。 時任總統陳水扁與副總統呂秀蓮為「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竣工揭碑。圖片取自總統府 一個月以後，換上國民黨重新上臺執政。雖然馬英九多次出席在紀念碑前舉行的活動並代表國民黨向受難者道歉，但國民黨並無非真心誠意面對這段黑暗歷史。有一段時間，紀念碑及週邊設施無人過問，結果垃圾成堆、水池枯竭、一片狼藉、行人掩面而過。可見，有了紀念碑，並不意味著從此「萬事大吉」，後續的維護、整理工作，更是「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 我在紀念碑上長長的名單前徘徊。鮮活的生命，凝固成兩三個字的微小的名字；而無聲的名字背後，又隱藏著一張張生動的容顔。他們的生命尚未全面展開，就如同燭光一般熄滅了。他們的悲劇，繼續在親屬身上延續。這座紀念碑，能否徹底終結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誰是死得其所，誰是無辜受難？ 如今，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名單以刑罰類型分類（如槍決、徒刑等）；我個人認為，未來應當改以案件性質（如中共地下工作者或台獨運動者）為分類標準。更為重要的是，應當對以下兩大類別做出明確區分：一是罪有應得（國民黨的觀點）、死得其所（共產黨的觀點）的真共產黨人，尤其是在台灣從事暴力顛覆活動的共產黨人；二是「冤假錯案」受害者，他們沒有幫助共產黨統一台灣的意圖和行動，只是在時代背景的整肅鎮壓下，陰差陽錯地戴上了「叛亂」的冤名。 二零一四年，中共當局在北京西山興建了一座「無名英雄廣場」。據中共官媒報道，這個園區是為了紀念一九五零年代赴台，並於台灣被白色恐怖下犧牲的一千多名地下黨員，「他們是爲了民族奮鬥，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兩岸統一而犧牲的英雄」。碑石上有毛澤東寫的一首詩：「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這裡的「孤島」就是台灣；「虎穴藏忠魂」就是地下工作。所謂的「無名英雄」，不是真的「無名」，而是從事隱秘的情報工作，長期以來不見於中共的正史記載。 「無名英雄廣場」的毛澤東提詩。圖片取自Saionkun 吊詭的是，中共的這座紀念碑上鐫刻著一千一百名犧牲的中共地下黨員名單，該名單上的很多名字抄襲自包括台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和其他研究資料中被槍決人士的名單。這份名單上不僅出現了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的犧牲者，還出現了如「泰源事件」中被處決的台獨政治犯，這些人根本不是共產黨，甚至跟共產黨意識形態完全對立。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遺書工作小組在《記憶的艱難》一文中，討論到兩岸「一份名單，各自表述」的荒謬狀況，認為這是訴說白色恐怖相關歷史的「記憶的艱難」。「冤假錯案的人權受害者」或「投身革命的烈士英雄」這兩種化約的、單一的論述，壓抑了多重、多聲的歷史事實。 我認為，真正的共產黨顛覆分子，不宜列入政治受難者名單。國民黨殺共產黨，共產黨殺國民黨，應當在國共內鬥的脈絡下檢視，雙方的被殺者都算不得人權受害者。台灣的左派文化人如陳映真、藍博洲等人，只反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卻不反對共產黨的極權統治，甚至對共產黨的地下黨分子歌功頌德，影響了台灣民眾對歷史真相的認知。尤其是那些在國民黨政府內黨政軍系統擔任職務的共產黨地下黨，雖然號稱為了共產主義烏托邦理想而奮鬥，但就職業倫理來說確實是叛國，在任何國家，包括西方民主國家，這樣的人都會被法律製裁。冷戰時代，美國處決了不少在美國政府內任職的蘇聯間諜，這不能歸屬於「人權迫害」的範疇。 國民黨在台灣「肅清匪諜」的第一要案爲吳石案。身為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確實是共諜。吳石的同路人吳伸禧撰文回憶說，抗戰勝利後，吳石出於對國民黨的不滿，投靠共產黨，並向共產黨提供許多重要情報，而且他本來有機會留下，卻自願去台灣蒐集情報：「一九四九年夏天，吳石赴台灣前夕和我在香港最後一次相見時，我曾請他考慮選擇是否就此留下，轉赴解放區。他堅決表示，自己爲人民所做的工作還太少，現在還有機會，個人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承辦該案的負責人李資生在回憶文章中指出，吳石被捕後，一開始想用參謀次長的威嚴來嚇人，但當審訊人員出示證據之後，他立即坦白交待並表示：「我希望政府能夠法外開恩，原諒我的錯誤。」 身為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確實是共諜。 吳石身為軍隊高級將領，因投敵叛國的行徑接受軍事法庭審判，是其理所當然的歸宿。吳石之流不能算是「政治犯」，他跟美麗島事件的受難者不能等量齊觀。若當時吳石未被逮捕，繼續爲中共提供情報，台灣的安全堪憂。當時國軍正從海南、舟山秘密撤退，近二十萬人的兵力移防，動員船艦之多，在國軍是史無前例的，如果吳石還在國防部做次長，這種移防計劃必爲中共破壞，而無法完成。然後，台灣防衛空虛，未必能抵禦中共下一輪的侵襲。中共若佔領台灣，不僅逃往到台灣的國民黨及其隨附人員全部引頸就戮，就是跟中共本無關系的台灣本省人也會生靈塗炭，超過二二八百倍的慘案必定在台灣上演——中共之殘暴，遠勝於國民黨，台灣本省人士，絕不能因為厭惡國民黨的苛政，而對中共抱有一廂情願的期望，甚至由此將狼子野心的共產黨地下黨歸入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群體之中。 極具諷刺意義的是，二零一五年，台灣前陸軍少將許乃權，因涉中國解放軍中校鎮小江共諜案，被依違反《國家安全法》判刑兩年十個月。二零一七年九月，許乃權出獄後，居然「依法」請領每月至少七萬五千餘元退俸。因為年金改革觸動軍公教階層的利益，既得利益者們掀起了反年金改革運動，九月三日，許乃權在金門參與該活動，頭上綁著「蔡英文下臺」的布條，手上揮舞著被他背叛的中華民國國旗。真個是：人權，人權，多少罪惡假汝名而行！ 此岸已無政治犯，彼岸依舊是「紅色恐怖」 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已經沒有了「政治犯」。在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前，常常舉辦追思悼念活動，也出現了聲援中國政治受難者的活動：數十名台灣律師以反穿律師袍的方式，代表約千名聯署抗議信的律師和各界人士，在此聲援中國人權律師，表達對被關押、逮捕、起訴、失蹤、失去人身自由的中國人權律師及活動人士的關注和支持。 台灣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民間社會聲援、支持中國人權律師，並非承認「中國問題即台灣問題」，而是基於「人權無國界」的觀念，與支持其他獨裁國家的人權活動是一樣的。在白色恐怖時代，很多台灣政治犯得到過國際人權組織的關注，如果沒有這種跨國關注，他們的命運肯定更加悲慘。今天，是到了民主自由的台灣來關心和幫助獨裁國家仍在受苦的政治犯的時候了。我在台灣訪問期間，與若干台灣人權組織有過往來，也看到了他們爲中國、北韓、古巴、伊朗、土耳其等國的良心犯不遺餘力地奔走呼號。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不僅定格歷史，更指向未來。台灣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高榮志接受媒體訪問說，在「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前聲援中國人權律師，就是不讓台灣經歷過的白色恐怖政治在中國人權律師和活動人士身上重演。「我們不希望中國政府正在打壓他們自己社會的良心和自己的未來，我們必須要站出來。我們的標題是『律師要有人權』，這是多麼卑微的請求。」 參與抗議活動的郭吉仁律師亦指出，在中國，律師不能正當地行事他們的權利，法制是一紙空文。「政府在迫害律師制度，司法制度和法律制度沒有律師的話，就是一言堂，只有政府在行事權力，沒有律師幫助人民伸張權利的話，那這個法律制度，法制制度都是假的。」 而臺北律師公會理事長黃旭田律師嚴正告誡中國政府，有維權律師的存在，是中國政府進步的機會。「我們今天看到，中國政府把維權律師當作一個國家好像非常不該存在的一部分，這完全是一個錯誤的，相反的方向，因為有維權的律師，才會讓中國社會進步。」 那一天，抗議者們發表了一份擲地有聲的聲明，呼籲北京當局給予被逮捕的律師享有不受無理逮捕、拘禁，受獨立、無私法庭的絕對平等、不偏、而且公開的庭審，並且賦予他們在答辯中一切的權利保障，讓這些律師獲得公開審判的權利。 同時，參加聲援活動的台灣律師及活動人士，對於中國維權律師不惜犧牲個人的職業及人身自由，為了改善律師的職業環境及尊嚴，追求保障人權，以及促進中國的法制發展，堅守他們的理念，奮鬥不懈，給予他們最高、最誠摯的敬意。 與會的數十名律師和活動人士高呼「捍衛人權無罪，違法逮捕有罪！」、「律師辯護無罪，違法逮捕有罪！」、「立即釋放！停止騷擾！遵守憲法！」 在台灣的民主運動中，人權律師是中堅力量。中共正是處於對「台灣經驗」的恐懼，加大了打擊人權律師的力度。當下中國的「紅色恐怖」比昔日台灣的「白色恐怖」更加可怕。這種「紅色恐怖」蔓延到了「回歸祖國」二十年的香港。如果台灣社會對中國的納粹化漠不關心，抱持「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那麽「紅色恐怖」有一天就會跨海而來，滔滔不絕，席捲台灣。 我想，因著台灣有這樣一批「愛鄰舍」的人權關切者，「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就不僅僅是一座承載沉重的歷史經驗的遺物，更一盞照亮未來道路的燈塔；這座紀念碑也不僅屬於台灣，更屬於世界。 【六都春秋】臉書：https://goo.gl/hshqvS 【六都春秋】Line：https://goo.gl/Evnz7p 圖片取自Tainmu Peter 作者 余杰 異議作家，現為無國籍人士，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