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wan Justice | 台灣公義報

2018-07-16 二零一八年六月，中國江蘇鎮江發生退伍軍人聚集在政府門口維權的群體性事件。當地官員拒絕與要求得到更多補償金的老兵談判，所謂「不明身份人員」突然出現將數名老兵打傷，打人者逃入政府大樓，受到當局保護，說明打人者很可能是便衣員警或受政府驅使的黑幫分子。 隨即，微信上罕見地出現了有關此事的信息與視頻，老兵頭破血流的畫面尤其觸目驚心。全國各地退伍軍人感到憤慨，從各地趕來表達聲援和支持，抗議人數一度高達兩萬多人。當局先是動用各種監控手段，包括無人機，晝夜不停盤旋在退伍軍人抗議示威的場所上空。然後，又出動大量警力包圍維權老兵，切斷老兵與外界聯繫的網絡，並以警棍與盾牌驅散之，造成更大規模的流血衝突。 中共一向迷信武力，從來不跟抗議者妥協，這次也不例外。從網上流傳的視頻中可發現，當局調動大量坦克和裝甲車前去清場，運輸坦克和裝甲車的重型卡車一路飛奔，執行鎮壓任務的除了普通員警、武警，還有解放軍野戰部隊。視頻中肅殺氛圍，讓人聯想起一九八九年當局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的往事。而官方媒體集體沉默，沒有任何報刊、電視、電台提及此事。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如果說一九八九年，中共當局調兵遣將、大軍壓頂，血腥鎮壓北京及各地的民主運動，是「兵殺民」；那麽，如今在鎮江和其他地方發生暴力維穩——當局動用野戰軍鎮壓要求改善待遇的老兵，就是「兵殺兵」，更準確地說是「新兵殺老兵」。 新兵長期受到「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洗腦教育，鎮壓起自己的前輩來毫不猶豫，也毫不手軟。手無寸鐵的老兵不是全副武裝的新兵的對手，老兵們被動挨打，或血流滿面，或落荒而逃。 然而，這些新兵偏偏忘記了一個歷史規律：任何一個新兵都會有退役的一天，都會成為被拋棄的老兵。今天，你作為新兵，如同猛虎下山，手拿武器，殺人如麻；明天，一旦你失去武器，就會淪為手無寸鐵的、待宰的羔羊。 維權老兵得到了當地民眾的同情和支持，有人送去飲水和食品。但也有不少人對穿著舊軍裝並扛著國旗、黨旗、軍旗的老兵不以為然——他們是向主人討要「狗糧」，若共產黨追加「狗糧」，其結果必然是：黨叫他們咬誰，他們就咬誰。 中國老兵舉幅抗議。圖片來源：https://flic.kr/p/fnNjf5 據六四事件親歷者和研究者吳仁華在《六四屠殺的內幕揭秘：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中揭示的數字，參與六四屠殺的解放軍官兵總人數為十八萬至於二十五萬左右，再加上他們的戰友同袍，熟悉那段歷史的官兵不下百萬之譜。 但迄今為止，公開站出來講述六四經歷的官兵僅有兩人。那麽，在鎮江被鎮壓的老兵中，有沒有參與過六四屠殺的人呢？如果他們想獲得更多民眾的理解與援助，必須站在公義一邊，說出真相來。 真相被共產黨重重掩埋，幸虧還有堅持不懈挖掘真相的勇敢者，吳仁華是其中最優秀的一位。他在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受過七年嚴格的學術訓練，在上北大之前曾是公安邊防部隊的軍人，這兩段經歷讓他在從事這一事業時如虎添翼，簡直就是上帝提前做好的預備。 這些年來，關於六四屠殺，有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等整理受害者的資料和故事，也有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出版若干回憶錄，卻很少有人研究加害者一方尤其是戒嚴部隊的情形。吳仁華的《六四屠殺的內幕揭秘：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為民主中國的轉型正義提供了基礎性的文本。 誰是下令開槍殺人的元兇？ 六四開槍殺人的元兇，是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八大元老」，以及李鵬、陳希同等極左派官僚集團。這一點毋庸置疑。近年來，鄧小平的家人四處放話為之開脫罪行，李鵬也故意流出電子版的日記以推卸責任。 所以，需要有更多的事實和證據來確認元兇的罪行——就如同台灣的歷史學者研究二二八屠殺那樣，找到蔣介石調遣軍隊的手令，最終將元兇蔣介石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八大元老。圖片來源：youtube截圖 在本書中，吳仁華指出，當時所謂的最高權力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純屬木偶，被躲在幕後的中共元老所操縱，「拍板定局者是時任軍委主席的鄧小平」。早在五月十七日，趙紫陽等五常委齊聚鄧小平家向其請示匯報，鄧小平當即提出調動軍隊進京，對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意見」——其實是不可置疑的最後決定。 可以說，從那一刻起，這場血腥屠殺就不可避免了。無論遊行示威的學生和市民如何保持克制、溫和、理性，都無法改變鄧小平如野獸般的「殺心」。「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平安」的那句名言，究竟是不是鄧小平親口說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調動軍隊的命令上有鄧小平和楊尚昆的簽字——鄧是最高決策者，楊是具體執行者。 曾任趙紫陽秘書的鮑彤在二零一八年發表於《紐約時報》的一篇專訪中指出，鄧小平的殺人決定甚至可能在此之前一個月就作出了。 在四月十八日，鄧小平就下了決心，幹掉趙紫陽。四月十九日，鄧小平作出兩個動作：第一是否定四月十八日常委會悼念耀邦規模的決定，不準發表趙紫陽撰寫的《耀邦同志逝世前後》的文章；第二是安排趙紫陽在四月二十三日出訪朝鮮，並召見李鵬，否定趙紫陽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上提出的、並經常委們同意的、化解矛盾和平息事態的「三條意見」，進而提出自己的意見，也就是武力鎮壓的方案。 鮑彤認為，趙紫陽去朝鮮訪問，是鄧小平玩弄的政治手腕，跟毛澤東整肅政敵的方法如出一轍，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都是冷酷無情的狩獵者。 趙紫陽在口述回憶錄中說：他在十九日請示過鄧小平，鄧小平跟他說：「你去，回來以後你任軍委主席。」鮑彤分析說：趙紫陽這話是合乎邏輯的，他一定問了小平「朝鮮到底去不去？」，才有鄧小平的「回來以後你任軍委主席」這句話。 因此，他得出結論：「六四」的發生就是鄧小平為了不出「中國的赫魯雪夫」，為了自己將來有一個百分之一百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布爾什維克這麼個歷史形象，為了個人的地位和利益，不惜以黨的名義開槍。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一場軍事政變。不幸的是，這場學生和市民追求民主、反對腐敗的聲勢浩大的公民運動，成了鄧小平維持其個人權力的「反面籌碼」。 哪些部隊是屠殺的主力軍？ 這本著作最可寶貴之處在於，經過紮實細緻的考證，作者整理出參與戒嚴行動的部隊的名單：北京軍區下屬的陸軍第二十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三十八、第六十三、第六十五集團軍，瀋陽軍區下屬的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六十四集團軍，濟南軍區下屬的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五十四、第六十七集團軍，南京軍區下屬的第十二集團軍，直屬中央軍委的空降兵第十五軍，以及北京軍區屬下的砲兵第十四師、北京衛戍區屬下的警衛第一師和警衛第山師、天津警備區屬下的坦克第一師、武警北京總隊等。 當時，解放軍共擁有二十四個集團軍，為了鎮壓一場和平情願的學生運動，二十四個集團軍居然動用了十四個。這些部隊在其軍史中不會詳細記載如此「光榮」的一頁，而其中若干部隊的番號後來已取消，若非有心人，很難爬梳出歷史真相來。 吳仁華更是從解放軍戒嚴部隊升官晉爵的名單中，順藤摸瓜地分析出哪一支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六四屠殺事件中比較賣力，手上所沾的民眾鮮血比較多。他在書中寫道：「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淩晨，在向天安門廣場等目標進軍時，陸軍第三十八集團軍、空降兵第十五軍、陸軍第三十九集團軍、陸軍第五十四集團軍是四大主力部隊； 六月四日清晨，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中，加入了陸軍第二十七集團軍、陸軍第二十四集團軍、陸軍第六十三集團軍、陸軍第六十五集團軍、北京軍區砲兵第十四師等部隊。在整個鎮壓行動中，陸軍第三十八集團軍最賣力，殺人最多，其次是空降兵第十五軍。」這些軍隊屠殺民眾的具體地點和時間都歷歷在目、清清楚楚。 一九九二年，我作為北大新生到石家莊陸軍學院接受為期一年的「軍政訓練」。軍事知識的學習並不多，大部分時間都在學黨史和毛選，以及打掃衛生。這是李鵬等人對北大學生進行洗腦教育的一部分。 石家莊陸軍學院緊鄰第二十七集團軍駐地，我們曾到第二十七集團軍訪問和聯歡。當時，我們就聽到該集團軍官兵私下裡的牢騷：很多第三十八集團軍的殺人血債，被栽贓到他們頭上，致使他們受到當地民眾的厭惡和冷遇。因為二十七集團軍一直被視為楊尚昆、楊白冰兄弟的嫡系部隊，剛剛被江澤民整肅，所以不少深感不平的官兵敢於說幾句「悄悄話」。  1936年2月，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部分領導幹部在陝西淳化合影。前排左起：王首道、楊尚昆、聶榮臻、徐海東。 後排左起：羅瑞卿、程子華、陳光、鄧小平。圖片來源：wikipedia 吳仁華在本書中有專門的章節，證實了第二十七集團軍確實為第三十八集團軍背了黑鍋——前者早已進駐人民大會堂，並未出現在民眾傷亡最多的西長安街、天橋、珠市口、前門一帶。 每一支戒嚴部隊的所作所為，吳仁華都寫了為之厚厚的一章。「凡走過的必然留下痕跡」，誰也無法遮蓋與抹煞。在本書中，作者列出數千名戒嚴部隊官兵的名字，從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直到普通士兵——有的還附有其退伍後在地方上任職的詳情。別看短短幾行字的人物履歷，可需要大海撈針的考據功夫。 日後這本書必將在中國公開出版，這些屠夫本人或其家人都將讀到其罪行的清單。在現今的情形之下，流亡在美國的吳仁華不可能進一步調查出哪些官兵親自開槍殺人。但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吳仁華邁出了第一步，必定有年輕一代歷史學者緊緊跟上。 軍人的天職不是服從命令，而是保護人民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東德共產黨統治時期，東德邊防軍士兵在柏林圍牆前面射殺了數以百計試圖穿越柏林圍牆的民眾。德國統一之後，柏林檢察官對肇事人展開追訴，共有兩百四十六人被起訴。其中，大部分人已年老多病，健康條件不允許他們出庭受審，近半數追訴程式都終止了。 最後，有一百二十六人以判決結案，其中包括八名政治局成員、三十八名軍事領導人員和八十名邊境部隊官兵。在判決中，法院首先同情士兵所處的具體環境，國家政治、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和訓練、他們所處的軍隊層級都不允許他們擁有獨立的思想。 但法院堅持認為：即使對一個受到意識形態灌輸的人來講，在當時的環境下使用連發直接射殺一個手無寸鐵的逃亡者，也是極端恐怖的行為，這明顯違反了基本的原則。而且，東德的大多數人處於相同的情況之中，也並不認為開火的命令是正確的。 同樣，如果未來中國民主化之後，啓動轉型正義，那些決策者和執行者，包括直接開槍殺人的解放軍官兵，也應當被送上審判席。如果他們已去世，如鄧小平、楊尚昆、陳希同及若干軍方高級將領，他們也應當受到象徵性的缺席審判，這才是遲到的正義，才是對死難者家屬的慰藉。 軍人的天職不是服從命令，而是保護人民。當時，鄧小平和楊尚昆不信任任何一支部隊，即便是其嫡系部隊。他們分別調動不同軍區的部隊，讓這些部隊之間彼此監視和牽制。 比如，中央軍委先安排第二十七、第六十五、第二十四等集團軍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以及天安門廣場西側的公安部大院內待命，然後讓第一主力部隊第三十八集團軍沿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進軍。 因為第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此前抗命不從，中央十分擔心出現兵變，便在前面為之預設了一個「包圍圈」，連後路都被堵死。然後，又命令第六十三集團軍的一個師緊隨其後，實際上起著「督戰隊」的作用。然而，即便在那種艱難的處境下，若干官兵仍然選擇了抗命或消極抗命。 很多解放軍官兵深深體會到他們入城鎮壓不得人心。第四十集團軍軍長吳家民在《再度京華》一文中寫道：「四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初，我十七嵗，從東北到北平郊區參加解放北平的戰鬥，走的也是我們這次開進的路線。入城式有一個步兵師參加，恰好就是我所在的師，從前門進城，從東直門出城，一路上都是花束彩帶，歡聲笑臉，那時我只知道很光榮，很幸福。四十年後，我作為一名軍長，率戒嚴部隊進東直門，沒有歡聲笑臉，卻有圍追堵截。這說明，道路是曲折的，鬥爭是長期的。一路上我們挨了不少磚頭、汽水瓶，見了不少冷眼，聽了不少咒罵。」 所以，一些良知未泯的官兵用種種方式來抗命，這是八九民主運動史上不為人所知的一頁。如第一一六師師長許峰，從北京市內察看情況歸來，神態凝重，對部下說，「現在通訊中斷，收不到上級指示，你們再也不用找我了」。 此後，他帶著該師部隊車隊在北京城外轉悠。該師高射炮兵團第一營第二連雷達站站長李曉明中尉，多年後成為第一個站出來表明自己親身經歷的軍人。第二十八集團軍軍長何燕然、政委張春明也消極抗命。 時任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的劉華清叫空軍司令王海派直升機向他們喊話：「前進前進！不顧一切前進！」軍長何燕然根本不聽，還對軍政委說，「將來上軍事法庭，你去還是我去呀？」後來，該集團軍的軍一級指揮官均被調離野戰軍部隊，受到降職使用的處分，整個軍部被一鍋子端掉了。這些官兵也是應當被歷史銘記的真英雄。 三十年前的坦克碾壓學生和市民，三十年後的坦克碾壓那些開過坦克、碾壓過學生和市民的退伍軍人。聖經中說，末世的景象是「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今日「兵要攻打兵」的中國，也邁入了「人心比萬物都詭詐」的末世。 六四現場。圖片來源：六四檔案 作者 余杰 異議作家，現為無國籍人士，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adsbygoogle...

2018-07-13 中國官媒報導，為慶祝建黨97周年，官媒播出平臺推出12集大型廣播紀實文學《梁家河》。這部作品是在同名紀實文學和有關紀錄片基礎上改編製作的，講述習近平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以及那裡幾十年發生的變化。 該片每集25分鐘，新媒體版也將陸續播發。與此同時，5種少數民族語言版和40多個外語版也在籌畫中。 「梁家河的故事」不僅成了報告文學、紀錄片、廣播劇，而且也成為學者們申請國家級學術基金的研究課題——習近平在梁家河的經歷，被陝西省社科聯合會以「梁家河大學問」為主題進行研究，即將出版洋洋灑灑的專題報告。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習近平（前排中）上大學前與梁家河村民合影。 隨著習近平自我造神運動的愈演愈烈，梁家河這個小地方，短短數年間變得比井岡山、韶山沖、西柏坡等傳統的「紅色尋根之地」更光芒四射，儼然成了最新一處「革命聖地」。這個只有1000多人的小村莊剛剛在上海設立了聯絡處，出產的農副產品也作為「精準扶貧」的項目進入了上海的超市。同時，它還成了微博上的敏感詞，不少關於它的新聞都禁止評論。 香港大學新聞和傳媒中心中國媒體項目共同主任戴維• 班德斯基（David Bandurski）教授評論說，就「梁家河」這個案例，外界可進一步看到，「對習近平的膜拜氣氛如何在深刻影響中國的文宣與學術研究」。至少在文宣、教育和意識形態等領域，中國已經在重蹈「微觀文革」之覆轍。 習近平曾經說過：「我人生第一步所學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這是有大學問的地方。」在梁家河的那段賤民生活，讓習近平在走向暴君的路上昂首挺胸。是的，那裡確實有「大學問」，習近平曾經信誓旦旦地告訴英國女王，他在梁家河當知青的時候，早就熟讀了莎士比亞的劇作。 習近平在英國演講時，說道他在梁家河時苦尋莎士比亞作品。 而梁家河的居民個個都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家徒四壁，哪裡可能藏有莎士比亞的譯本呢？習近平必定是在一家秘密圖書館中找到包括莎士比亞著作在內的那些「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毒草」的。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比美國的國會圖書館和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書還多。否則，習近平怎麽可能「讀書破萬卷、出國報書單」呢？ 習近平的「小地方」與「大學問」的對比，倒是讓我想起了另外一本有趣的書——伊朗女作家阿颯兒•納菲西的《在德黑蘭讀羅莉塔》。該書的背景是伊朗原教旨主義革命的初期，何梅尼剛掌權，街頭抗議遊行不斷，而大學校園裡，宗教狂熱的學生為掌控課程內容，將唱反調的教授趕出校園。無法面對革命的激進與對女性的壓迫，作者離開校園後，邀請過去教過的七位女學生，到家裡開秘密的晨間讀書會，在長達兩年的時間，閱讀討論伊朗當局明令禁止閱讀的西方名著。 伊朗女作家阿颯兒•納菲西的《在德黑蘭讀羅莉塔》，內容描述在政治封閉的德黑藍，師生閱讀名著、尋求心靈自由。 德黑蘭讀書會的場景宛如一場冒險遊戲：每個星期四早晨，八位女性褪去黑色罩袍，開起秘密讀書會。窗外的德黑蘭，政治氣氛肅殺；房間裡，私密的想像空間緩緩開展。師生藉由閱讀、討論被伊斯蘭政權視為禁書的西方文學經典，尋求心靈的自由和自我價值的確立。她們閱讀的書包括：納伯科夫的《羅莉塔》、費茲傑羅的《大亨小傳》、詹姆士的《黛西•米勒》、珍•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等。有如《一千○一夜》裡，雪赫拉莎德利用「故事中的故事」，令蘇丹王聽得入迷而忘了殺人。 多年以後，離開伊朗的阿颯兒•納菲西深情地回憶說：「今天我之所以會寫納伯科夫，是為了慶祝我們即使在德黑蘭的逆境中，依然讀了納伯科夫。我選擇他小說中我最後教授、也藏有許多回憶的一部。我想寫的是《羅莉塔》，但此時我必須重提德黑蘭的往事，才能寫出有關這小說的一切。這才是德黑蘭的《羅莉塔》，不僅《羅莉塔》給德黑蘭換上一種不同的色調，德黑蘭也讓我們重新定義納伯科夫的小說，將它轉化為我們的《羅莉塔》。」 假如習近平在梁家河讀的是《羅莉塔》呢？或者讀的是《古拉格群島》、《動物農莊》、《美麗新世界》呢？那麽，他會不會變成一個不一樣的人，一個熱愛自由的人，一個懂得寬容的人，一個浪漫且富有同情心的人？ 《動物農莊》是經典的政治諷刺小說。圖片取自Joanbanjo 我當然不會如此樂觀，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書籍的力量是有限的，中國是一個「成王敗寇」、「屁股決定腦袋」的鱷魚潭，比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伊朗更加幽暗。中共獨裁制度本身就是一台絞肉機，如果還存有尚未泯滅的人性，習近平根本不可能攀登上中國權力的最高峰。我已經看到太多曾經的同行者的轉身離去了——包括當年在大學宿舍裡「睡在我上鋪的兄弟」，如今都成了鐵面無情、謊話連篇的官僚。 習近平的書單中當然不會包括「少兒不宜」的《羅莉塔》，習近平的書單中的書籍，都是經過其文膽反復斟酌、中宣部仔細審查的健康的勵志作品。他是否真的讀過並不重要，顯示他有「大學問」才重要。 ＊延伸閱讀： 【評論】習近平能跟康熙皇帝相提並論嗎？ 【評論】小學文化程度的習近平能拯救中國晶片業嗎？ 【評論】升官的終南捷徑竟是為「習太祖」修墓？ 【六都春秋】臉書：https://goo.gl/hshqvS 【六都春秋】Line：https://goo.gl/Evnz7p 圖片取自新華網 作者 余杰 異議作家，現為無國籍人士，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2018-07-09 民報 ◎ 余杰 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訪問中國期間，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為之舉行盛大的宴會，並出動解放軍文工團演員，獻舞又獻歌。（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資料圖片取自／Wikimedia Commons） 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訪問中國期間，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為之舉行盛大的宴會，並出動解放軍文工團演員，獻舞又獻歌。 其中，有名的當屬軍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團的蔡國慶和白雪。在表演過程中，白雪手持紅色橫幅，寫有「中美友誼長存」六個大字。而蔡國慶在演唱《雪絨花》時，曾試圖邀請馬蒂斯合唱，但遭婉拒。最後，中方安排一大群戎裝美女跟馬蒂斯合影，力圖營造一派鶯歌燕舞的景象，宛如東莞色情場所中「制服控」的畫面。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此前，馬蒂斯譴責中共企圖恢復明朝的朝貢體系，沒有想到，中共卻想施展美人計，似乎要重演漢朝的「和親」政策。中國美女很多，美女最集中的地方是軍隊文工團。當年，毛澤東召集軍隊文工團到中南海伴舞，從朝鮮戰場趕回來彙報戰情的「彭大將軍」彭德懷看不慣，冒犯天顏提意見，結果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分子，死無葬身之地。習近平也知道軍隊文工團中「金屋藏嬌」，所以跑到那裡去找老婆，終於找到「國色天香、風華絕代」的彭麗媛。 那麼，作為年輕一輩「小彭麗媛」的白雪，要被「今上」下嫁給美帝「瘋狗」大將軍嗎？馬蒂斯熱愛軍隊，不近女色，單身至今，他曾說過一句名言，「我以軍隊為妻、為家」。這樣一位鐵漢會敗在共軍的美人計之下嗎？ 安排這場香艷晚會的魏鳳和，以及在習近平與馬蒂斯會談時隨侍一旁的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許其亮，都是行伍出身、未受過高等教育的農家子弟，雖然搬弄權謀、溜鬚拍馬的本事綽綽有餘，幫助習近平清除了軍中前朝餘孽，卻從未上過戰場、打過硬仗，他們究竟有幾斤幾兩，一眼就被在戰場上身經百戰且滿腹經綸的馬蒂斯看穿了。馬蒂斯不僅看穿了這些跑龍套的中國將軍，也看穿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習包子。 馬蒂斯對共軍文工團的表演冷眼旁觀，不置一詞，卻明確地向習近平表達了美國的嚴正立場：美國會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中國合作；但也會在必要時與中國正面遭遇（We will cooperate with China where we can, but we will confront...

2018-06-28 習近平修憲數月之後，官方媒體看到反對聲音日漸稀落，便開始主動、高調地展開造神運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旗下的「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近日刊載署名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發展研究中心黨委副書記崔承浩的文章《領導人長期執政對國家保持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意義》，宣稱「強大的領導人」必須有相當長的任期時間，才能保證其建立豐功偉業。 這篇馬屁文章中提到：「適當延長領導人任期，有利於一張藍圖繪到底，有利於確保發展規劃的長期性、政策執行的穩定性和幹部隊伍的純潔性。」這篇文章更是直接為習近平塗脂抹粉，認為中國是「按形勢發展延長任期」，「絕不是搞終身制」，修憲是「黨心所向，民心所向，是對歷史使命的勇敢擔當，也是最大的實事求是」。 習近平不及康熙之萬一 這篇文章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在於，直接用康熙皇帝「長期執政功績卓著」的歷史經驗來為習近平修憲提供「前車之鑑」，比起袁世凱稱帝之前猶抱琵琶半遮面地營造君主立憲適合中國國情的輿論來，可謂是摘去遮羞布、祼身來登場。文章的作者表面上共產黨員，骨子裡卻以習近平的家奴自居。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那麽，習近平跟康熙皇帝之間真有可比性嗎？美國歷史學家羅威廉《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一書中指出，康熙皇帝普遍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康熙在十六歲時，就設計剪除了權臣鰲拜，由此拿回大權。那麽，習近平剛剛掌權就對前朝「政法沙皇」周永康痛下殺手，是否也是同樣的戲碼呢？ 羅威廉指出，康熙更是相當成功的軍事統帥，除了親率大軍平定三藩之亂、征服內亞，以及擊敗沙俄的侵略，與之簽署一份平等的《尼布楚條約》。 而喜歡炫燿武力的習近平從未領導過一場勝利的戰爭，對俄國的威權領袖普廷低眉順首，授予普廷金光閃閃的「友誼勛章」，不僅不敢追討被俄國侵佔的百萬平方公里領土，而且對受到俄國種族歧視政策迫害的僑民的悲慘處境不聞不問。 康熙擁有廣博好學之心及縝密心思，熱衷於聽講各思想學派（包括西方傳教士）的演說與辯論。他公開演證科學與數學原理，而且喜歡炫燿自己掌握要領、熟記細節的程度。藉由耶穌會傳教士，他涉獵西方藥學和解剖學。 康熙也贊助出版《全唐詩》和其他大部頭文選，並主導修纂《康熙字典》，作為中國語文學的權威辭書。習近平的學養卻無法望康熙之項背：與從小接受由第一流的學者主持的貴族教育的康熙截然相反，習近平的青年時代是無書可讀、一片荒蕪的毛澤東時代度過的。 後來，習近平擁有了清華大學的虛假博士頭銜，也喜歡每到一地就附庸風雅地「背書單」，卻時常唸白字、出洋相，無法掩飾其半文盲的本質。 美國之音中文網討論關於習近平的書單。圖片來源：美國之音youtube頻道 御用文人將習近平與康熙作對比，原因之一大概是康熙擊敗了佔據台灣數十年的鄭式集團，將台灣納入到清帝國的版圖之中。 習近平對征服台灣同樣是念茲在茲，甚至視之為其執政生涯中將要摘取的一枚最亮的明珠。然而，民主台灣與獨裁中國早已漸行漸遠，台灣年輕人走向「天然獨」的趨勢不可逆轉，美國與台灣的關係也明顯升溫，內外環境都讓習近平吞併台灣、統一天下的迷夢越來越渺茫。 習近平超越西方、稱霸世界的野心，或許勝出康熙一籌。康熙的自我期許是打造亞洲第一帝國，他對中華「朝貢體系」之外的世界不感興趣。一七一七年，康熙對旅外的清帝國子民可能參與顛覆活動疑心重重，下詔嚴令商人及其家人居留海外的時間不得超過三年，逾期不歸者此後禁止歸國。 換言之，康熙並不希望其子民播遷全球。而習近平雖然號稱不再「輸出革命」，卻將數千萬海外華人都視為如假包換的「中國人」，乃至被他如臂使指地利用來顛覆他國政府的「第五縱隊」。 他下令扣押多名到中國旅行和探親的、擁有他國公民身份的海外華人——他對「中國人」身份的認識，停留在靠膚色和人種來判斷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帝國時代，遠未有「進化」到「現代民族國家」的階段。 什麽是「非常時期，非常之舉，非常之功」？ 更搞笑的是，這篇文章列舉出若干具備「非常時期，非常之舉，非常之功」特質的政治人物為習近平背書——如俄羅斯彼得大帝、俄羅斯總統普廷、美國前總統小羅斯福以及南韓前總統朴正熙等幾名長期連任的領袖。 文章強調，「在國家命運的重要轉折關頭，更能看出這些領導人長期執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將這些人物仔細與習近平相對照，立即顯得驢唇不對馬嘴，表明文章作者知識貧乏、思想僵化到了何等地步，以及為了媚上而不惜指鹿為馬、顛倒黑白。 以俄羅斯彼得大帝而論，彼得大帝意識到俄羅斯非得走向西化和現代化不可，開啓了俄羅斯融入歐洲文明的重大改革。為了實現這一改革，年輕的彼得一世喬裝打扮，到荷蘭的造船廠當普通工人，以「偷師學藝」。 然而，正如美國研究俄國問題的學者拉伊夫在《獨裁下的嬗變與危機：俄羅斯帝國兩百年的剖析》一書中說指出的那樣，彼得一世的改革成果有限，「全面看來，國家有關服役貴族和知識精英的目標是達到了，但就平民而言，則直至十八世紀中葉為止，可說是徹底失敗。」 他更指出，俄國公民社會始終未曾產生出一套本身但包括價值、原則與實踐經驗的完整意識形態，藉以引導它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發展。公民社會在有機社會發展自主的整體結構之前就已經分崩離析。 缺乏自治的代議組織，再加上獨裁政治和知識分子都不能擔起領導責任，這一切導致了俄國政治體制逐步癱瘓，出現真空，最後導致帝國統治的崩潰。 直到今天的普京時代，俄國仍然在此「現代化的陷阱」中不能自拔。彼得大帝和普廷提供的不是卓越的榜樣，而是失敗的教訓，習近平學習彼得大帝和普廷，最終必將走向窮途末路。 以二戰前後四度連任美國總統的小羅斯福而論，其四次當選在美國憲政史上並非值得稱道的例子。正是其四度當選並擁有過大的聲望和權力，才讓美國民眾警醒出現獨裁者的可能性，由此著手修訂憲法，明確規定總統任期限制為兩屆八年，任何人不能違背此條款。 其實，羅斯福的若干社會主義色彩強烈的「新政」政策，在當時已經受到民眾的質疑和抵制，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國家工業康復法案》和《農業調整法案》等違憲。羅斯福攻擊最高法院的「九個老傢夥」對憲法的解釋「只適合於騎馬生臭蟲的舊時代」。羅斯福企圖跨越三權分立之界限，連其支持者都不敢苟同。 而羅斯福在其第四個任期剛剛開始之際就驟然去世，由杜魯門接任總統，那是二戰尚未結束的時候。不過，美國雖然失去了羅斯福這位巨人，作為「新手」的杜魯門繼續領導美利堅作戰，因為有良好的制度保障，並沒有因最高領袖突然換人而對戰局產生負面影響。 因此，羅斯福的例子不能說明領導人無任期是好制度，反倒驗證了對權力嚴加約束乃是民主政治之真諦。 作者最後例舉的韓國獨裁者朴正熙，在此更顯得不倫不類。難道作者是詛咒習近平像朴正熙那樣被情報部門首腦刺殺嗎？朴正熙企圖成為比古代的韓國國王還要專權的「終身總統」，雖然他推行自由經濟政策帶來韓國經濟的騰飛，卻因為對反對派和民主運動的殘酷鎮壓，使得人民和統治階層中的很多實權派人物都與之離心離德。 本來是其政權忠心耿耿的捍衛者的情報部門，率先發難，朴正熙落得個死於非命的恐怖結局。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否在在使用曲筆告訴讀者：昨天朴正熙的下場，就是明天習近平的終局？ 韓國第5至9屆總統朴正熙，亦為韓國第18任總統朴槿惠之父。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民主選舉是政治分贓嗎？ 這篇文章在結尾處公然批評「西方國家所謂的選舉制、政黨定期輪換，實質是一種政治分贓」，進而不點名的嘲諷美國現任總統川普「對內無暇顧及國家發展長期規畫，對外「今日退群，明天毀約」，嚴重敗壞國家聲譽、擾亂國際秩序」。 文章作者認為民主選舉是「坐地分贓」，那麽一黨專制自然就是為「人民服務」了。此一見解，宛如坐井觀天的井底之蛙，一輩子都沒有跳出過深井，自然得出井底的世界比「小小的天空」更美麗的結論。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川普當選總統後，一改奧巴馬時代軟弱無力的對外政策，一切以美國價值和美國利益優先，像雷根總統那樣讓美國重振雄風。美國的經濟增長態勢喜人，國防軍事獲得更多資源，美國的國家聲譽也得以恢復。 就連左派的《紐約時報》也不得不承認川普傲人的政績以及一路升高的支持率。美國民眾對民選領導人和政府的實際感受，跟中共御用文人的隔洋遠眺如同冰火兩重天。 擾亂國際秩序的，不是美國，而是中國。戰後的國際秩序是美國締造和主導的，美國豈會自己破壞自己的成果？正是中國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包藏禍心地加入聯合國、世貿組織等美國創設的國際機構，卻又苦心積慮地企圖顛覆之。 中共在南海無度擴張，對台灣武力恐嚇，在香港鎮壓本土運動，以及用「一帶一路」將「中國式病毒」散播全球，已成為讓民主國家側目的「害群之馬」。 中國遼寧號航空母艦通過台灣海峽進入南海。圖片來源：CCTV報導截圖 根據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發布的報告，以中國為首的獨裁政權正在使用「銳實力」影響其他國家的自由和社會，獨裁政權想要控制資訊並傷害民主，西方國家不可等閑視之。 僅以台灣而論，台灣的民主化成就讓中國尷尬且羞辱。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向中國喊話說：「台灣不會是你的敵人，現在不是，以後也不是。你最大的敵人，是『真民主 』、『真自由』。台灣正是真民主，真自由的代名詞而已。」 而台灣現任總統蔡英文在「台灣民主基金會」成立十五週年的慶典上引用「自由的代價是恆久的警惕」之諺語，並指出：「現在尤其是如此，只有大家一起採取行動，才能確保民主能繼續形塑未來的世界，歷史的進程不總是確保民主的前進，不過在台灣，走回頭路不是一個選擇。」中共如何接招呢？ 逆時代潮流的恰恰是中國。今天，中共的御用文人不再使用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敘事策略：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中國民眾素質尚待提升，民主只好緩行；反之，為了迎合習近平粗魯蠻橫的個性，他們也開始赤裸裸地否定民主，並宣佈中國「永遠不搞西方的那一套」，因為那一套「不是好東西」。 可是，執政之前的中國共產黨，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卻在黨報上譴責國民黨「一黨獨裁，遍地是災」，並熱情歌頌美國的民主制度。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中共黨魁毛澤東8月底即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戰後和平和建國問題。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向毛提出問題：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 毛回答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28頁） 對照毛澤東及當時聲稱中共要「以美為師」的《新華日報》言論，崔承浩及其幕後老闆習近平能不臉紅心跳嗎？他們恐怕連這點自知之明都沒有。 他們宛如笑話中的主人公：一位女士，看新聞說有個人在高速上逆向行駛，便電話給回家路上的老公，告訴他這個新聞。結果，老公說：「今天什麼日子？所有人都在逆向行駛。」原來，這位先生正是高速路上逆向行駛的那個人，只不過，他自己並未察覺。 封面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六都春秋】臉書：https://goo.gl/hshqvS 【六都春秋】Line：https://goo.gl/Evnz7p  作者 余杰  異議作家，現為無國籍人士，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

2018-06-25 民報 余杰 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過程中，清帝國的統治模式，被動地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劇變：由於八旗和綠營腐敗不堪、無力征戰，朝廷不得不重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漢族大臣組建湘軍、淮軍。太平天國勢力範圍（紅色部分）圖／維基百科 僱傭兵不是清末才第一次在中國出現，「師夷長技以制夷」也不是晚清才有的應急策略。安史之亂的時候，唐朝曾經請吐蕃和回鶻的軍隊幫助，對抗安祿山和史思明的叛軍；南宋的時候，朝廷也曾拿錢來收買金國對付西夏，以後又聯合蒙古對付金國。但是，「請神容易送神難」，太強勢的僱傭兵或盟友，一旦發現僱主或談判對象的弱點，或許就會漫天要價，甚至突然翻臉不認人。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過程中，清帝國的統治模式，被動地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劇變：由於八旗和綠營腐敗不堪、無力征戰，朝廷不得不重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漢族大臣組建湘軍、淮軍，由此使得「同治中興」之後權力，下沉至地方政府，封疆大吏各自為政，中央政令不出紫禁城，以致在義和團拳亂期間，出現了拒絕遵從「與萬國開戰」詔書的「東南互保」運動。 另一方面，洋人開始成為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尤其是在朝廷與太平軍的對峙中，洋人站在哪一邊，決定著在這場漫長而血腥的內戰中誰能取勝。就在清廷與太平天國在南方苦戰的同時，北方又烽煙四起，英法聯軍打進北京城，咸豐皇帝逃往承德避暑山莊。清廷被洋人狠狠地教訓一通之後，放下身段，與西方列強展開貌似平等的「外交」，簽訂和約，並用非正式的方式請求洋人，幫助鎮壓太平軍。於是，就有了以外國僱傭兵為主體的「常勝軍」。 美國歷史學家R.J.史密斯在《十九世紀中國的常勝軍：外國僱傭兵與清帝國官員》一書中指出：「常勝軍身為體現東、西方共同分享的新合作精神，而出現的第一批中西制度性的組織之一，集中反映出合作政策背後的衝突與妥協。」在李鴻章所說的「三千來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這支西洋僱傭兵的身份相當特殊、敏感且張力十足：他們與朝廷之間，不僅存在種族和國籍的差異，更有著文化與制度的天壤之別。或更直接地說，是文明與野蠻的差別。諷刺意味十足的是，雙方所定義的文明與野蠻恰恰是顛倒的：中國人認為自己是文明人，洋人是野蠻人；洋人則認為自己是文明人，中國人是野蠻人。 1840年以來，清帝國在與西方的對決中，屢戰屢敗，但統治階層只承認「技不如人」，不承認本身在文明內核上是低劣的、落後的，所以採取「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應對策略。美國研究中國史的權威費正清，在為本書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常勝軍擁有的外國大砲和連發步槍，以及它運用的、由長江三角洲水路上的明輪蒸汽船實施的兩棲戰術，使該軍在中國軍事史上，佔有新的技術方面的重要地位。」這些新技術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新戰術，讓常勝軍贏得了一系列輝煌的戰役。雖然常勝軍的參戰，並非擊敗太平天國的根本性因素——根本性的因素是以曾國藩為首的漢族士大夫階層，對滿清朝廷的支持，以及太平天國自身的內訌、腐敗及戰略錯誤；但是，常勝軍的成功，讓李鴻章等清帝國的開明派官員意識到武器和技術的重要性。 1863年，李鴻章說了一席話：「一旦中國擁有兩件東西——迫擊炮和蒸汽船——西方人就不得不收回干預之手！」清帝國可以購買西方先進的槍炮和船艦，甚至自己加以模仿製造，以此縮小與西方在軍事上的差距。但是，「船堅炮利」並不足以讓清帝國真正「站起來」，中俄伊犁爭端和在此之前的台灣危機，證明李鴻章的目光短淺和盲目樂觀——危急時刻，李鴻章不得不將戈登請回來幫忙。而1895年甲午戰爭的慘敗，北洋海軍全數遭殲滅或投降，更讓洋務運動數十年的成就，化為烏有。可見，「中體西用」不是靈丹妙藥，而是致命毒藥。 華爾：「華夷之辨」下的「歸化入籍」 在常勝軍的歷任指揮官中，最受清帝國的皇帝和官員們青睞的是其創建者、美國冒險家華爾，而比華爾更著名的戈登，則常常與中國人發生衝突，「忠誠度」大打問號。除了兩人性格上的差異以外，更重要的是華爾入籍清國，而且娶了漢族女子為妻。在中國士大夫的眼中，雖然其「夷狄」的種族特性無法改變，但經過其後天的不懈努力，至少可以算是半個「自己人」了。 華爾入籍清國，並非他願意死心塌地地效忠滿清皇帝。他剛到清國時，是想要投奔太平天國——冒險家跟叛軍之間似乎更有精神契合點。只是一直未能聯繫上太平天國將領，因囊中羞澀，他才勉強答應上海地方官員和士紳的邀請，幫朝廷打仗。而當時英美各國對清國內戰持中立政策，身為美國公民的華爾，招募英國士兵組建軍隊幫助清廷打內戰，顯然違背了這一外交政策，因此受到英美兩國政府的追捕。 華爾確實遭到兩國領事館逮捕，在等候判決期間，得到清國官員的幫助而逃亡。然後，華爾宣稱自己已放棄美國國籍，入籍清國，美國政府不再對他具有管轄權。不知道華爾是不是第一個主動宣稱入籍清國的美國人，不過在他自己發出此聲明之時，清國並未履行此手續。直到1862年，華爾領導洋槍隊取得松江大捷、保住岌岌可危的上海之後，同治皇帝才親自批准華爾入籍清國，賜予四品頂戴，後又提升為三品，並將其洋槍隊賜名為「常勝軍」。 華爾娶漢族女子為妻，也不是出於驚天動地的愛情。在華爾得到朝廷重賞之後，華爾的金主、上海銀行家楊坊將女兒楊常梅嫁給他。楊常梅曾許配人家，還未成婚，未婚夫就去世了，在當時的環境下，她不可能再許配給其他有身份的中國男子，只能守活寡一生。惟有作為洋人的華爾不在乎「三綱五常」，就連美國國父華盛頓也娶了有孩子的寡婦。楊坊與華爾各有其盤算，美國學者史蒂夫·普拉特在《天國之秋》一書中評論說：「這樁婚姻主要是利害的結合。因為對銀行家楊坊來說，那將使得他得以將華爾緊抓在身旁，有助於確保華爾的忠誠（除了把他不幸的女兒嫁給洋人，他在上海商界眼中毫無價值）；而對於華爾來說，那有助於確保楊坊資助他的民兵隊。位於中間的楊常梅一生成謎，惟一留下的東西是現今擺在美國馬薩諸塞賽勒姆一間博物館的少許首飾。」他們結婚半年後，華爾即戰死沙場，無論他們的婚姻是否美滿，都只是曇花一現。 更有趣的是，華爾並不因為入籍清國，就放棄本該得到的權益和報酬。普通的中國平民，哪裡敢跟朝廷討要獎賞？華爾在多年的拼殺中已得到18萬兩白銀犒賞，他在口述遺囑中更指出，上海道吳煦和他岳父還欠他14萬兩。華爾的家人（大概並不包括他的新婚妻子）此後一直不棄不撓地跨國追討這筆巨款。直到38年之後，八國聯軍為平息義和團暴亂佔領北京，在《辛丑條約》中，美方要求的庚子賠款將這筆款項列入其中，華爾的家人這才拿到這筆「賣命錢」。 從華爾的故事可以知道，直到清末，中國人仍是頑冥不化的種族主義者，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學者黃文雄在《儒禍》一書中指出：「中國人數千年來一貫視其他民族為夷狄。」戊戌變法時，維新派人士欲聘請伊藤博文任政治顧問，請教其文明治維新成功秘訣，伊藤博文列出第一條：「首先，不可再稱外國人是夷狄。」然而，中國人至今並未反省、改正此一錯誤觀念。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戈登：他為何不能容忍李鴻章殺降？ 就清政府的目標和願望而言，它需要西方的援助，卻又憎惡外國的干預。然而，西方僱傭軍雖然「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卻不是如臂使指的奴才與「皇軍」，他們有所為，也有所不為。李鴻章因此感嘆說：「不知者以為常勝軍是好幫手，其知者以為『磨難星』也。」 這一點在戈登身上表現得尤其突出。作為英國軍隊的一名軍官，戈登在大憲章和普通法的傳統中長大，也接受近代化的英國軍隊的訓練和熏陶，他到中國來冒險，如同「阿拉伯的勞倫斯」一樣，不單單是為了追求金錢，更是為了追求「名譽和榮譽」。他所尊崇的文化和價值，必然與中國的文化和價值發生劇烈摩擦乃至衝突，正如史密斯在書中指出的那樣：「戈登同常勝軍前幾任指揮官一樣，不能擺脫開當時儒學思想的羈絆。他雖具有強烈的責任感，但他仍是西方人，並由此而表現出令中國人反感的外國人的全部特性。」那麼，「傲慢與偏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最激烈的一次衝突是「蘇州事件」。由戈登出面談判，太平天國在蘇州的守將同意投降。但是，當李鴻章的部將程學啓佔領蘇州之後，立即誅殺了大批繳械投降的官兵。戈登認為處決已經投降的太平天國將領，是不可思議的背信棄義行徑，他為此感到極度悲痛和氣憤。他在一段時間裡異常激動，以致威脅說要把蘇州交還給太平軍，給李鴻章的軍隊以致命打擊，拋棄清帝國的事業，並率領部隊加入太平軍。 李鴻章知道了戈登的反應，一度不敢與之會面，「但無論是戈登氣憤的程度，還是氣憤的原因，李都未必能完全理解」。此一事件背後的分歧在於：「西方人傾向於將它視為原則問題，但中國人把它看作是方法問題，而且認為外國列強不應該過問此事。」 儒家常常將「信義」掛在嘴邊，卻從未真正講求「信義」。偏偏是戈登這樣的「夷狄」，相信「千金一諾」的道理，為了抗議李鴻章殺降，他甚至拒絕了皇帝給他的巨額賞金。而老奸巨猾的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奏章中，以退為進地建議朝廷罷免自己的官職，以平息戈登的抗議，他當然知道無論是為了面子還是實際利益，朝廷都不會這麼做。中國沒有基督教那樣對人性的幽暗面有深刻認識的宗教，對人性抱有樂觀而錯誤期待的儒家，所標榜道德倫理，無法在生活中實踐出來，中國社會的「潛規則」是「厚黑學」，被中國人視為《戰爭聖經》的《孫子兵法》除了瞞和騙之外，並沒有多少閃光的智慧。 中國人也有「殺降不祥」的說法，但它只是權衡「殺降」是否對自己有好處，「不祥」的主體是自己一方的利益；在此一行動中，中國人並無對生命本身的尊重和敬畏，也從不考量對承諾、契約的信守和踐行。作家鍾祖康在《來生不做中國人》一書中指出：「中國發展之所以長期拆東牆以補西牆、權宜度日反覆沉淪，到今天國不將國，人不似人，探本溯源，中國人宗教信仰之支離破碎與功利化，是一大病源。 我們的祖先怎樣處理宗教呢？誠如中國文化大師梁漱溟所說，中國人拜孔子為師，企圖以道德取代宗教！結果是，也必然是，宗教半死不活，道德更是劣冠全球。兩樣都落空了。在這一點上，中國共產黨和儒家所作的如出一轍，都是企圖以人的道德力，取代宗教，這是中國人那麼容易對共產主義起好感的原因之一。兩者的結果也是一樣：迫出了弄虛作假的極端形式主義。」中國由此淪為「殺入如草不聞聲」的屠場。 常勝軍未能帶動清帝國全面的軍事變革 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之後，躲藏在西安的慈禧太后，急電在廣州的李鴻章到北京主持與列強的談判，談判尚未結束，李鴻章即心力交瘁、悲憤而死。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李鴻章才意識到，即便中國軍隊擁有常勝軍的武器和戰術，戰鬥力也遠遠不如常勝軍，最為關鍵的還是人的因素，「朝廷缺乏足夠的能勝任的官員，不但在購買和製造武器方面，而且在訓練，有時甚至是指揮軍隊方面，都必須繼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外國人」。中國軍隊始終未能擺脫「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狀態：面對外敵，潰不成軍；屠戮婦嬰，綽綽有餘。所以，軍隊從來得不到民眾的尊重和愛戴。 中國軍隊對外國顧問的嚴重依賴，一直到國民黨和共產黨掌權的時代，都未能徹底解決：國民黨先是利用蘇俄的軍事顧問、武器和經援發起北伐，顛覆北洋政府，建立南京國民政府，然後又依賴德國和美國的軍事顧問組建現代化的軍隊，以對抗共產黨和日軍；共產黨則依賴蘇聯的軍事顧問、武器和金錢，在內戰中打敗了國民黨，並模仿蘇聯模式組建海陸空三軍，此後在韓戰戰場上以人海戰術與美軍對峙，直至與蘇聯鬧翻甚至發生小規模的軍事衝突，才逐漸走上國防自主之路。 中國軍事的現代化延緩了半個多世紀。儘管從華爾到戈登的多名常勝軍的指揮官，都懷有幫助清帝國實行全面的軍事變革的願望，而不單單是協助其打敗太平天國，但這一願望最終落空了。本書作者認為：「十九世紀末，中國人迫於財政匱乏和漸增的排外主義的壓力，在尚未訓練出足夠的軍官，來替代外國教官的情況下，就終止了與許多外國人的合同。到二十世紀初，中國軍隊依然近乎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水平參差不齊的各式各樣軍隊的雜燴。」數量有限的新式軍隊，偏偏成為武昌起義的主力，成為清帝國的掘墓人。 戈登的故事在他離開中國之後尚未結束：他繼續其冒險家生涯，後來被英國政府任命為蘇丹總督，在任上禁絕奴隸貿易，騎駱駝八千五百英里，走遍蘇丹全境，勵精圖治，知人善用，修路築橋，輕賦減刑。當蘇丹出現財政困難，他主動將薪水從一萬減到兩千，可見他並非貪財之人。後來，馬赫迪發動近代以來第一次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聖戰」，戈登在總督府以身殉職。英國首相格萊斯頓，因為蘇丹情勢惡化、援兵遲遲不至而黯然下台。 更有諷刺意義的是，當年戈登幫助清帝國擊敗太平天國，深受太平天國軍隊荼毒的中國民眾對其感恩戴德，天津租界修建了宏偉的「戈登堂」，天津和上海等地也都有「戈登路」。但共產黨卻將戈登妖魔化為十惡不赦的帝國主義者。1964年，周恩來訪問蘇丹時，在戈登殉難的總督府，即如今的蘇丹總統府說：「曾經鎮壓中國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和蘇丹民族革命運動的帝國主義者戈登，最終受到了蘇丹人民的懲罰。」2004年，素有「紅衛兵外長」之稱的李肇星，在訪問蘇丹時說：「中國人民欠蘇丹人民一個人情。」浸淫於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狂潮中的中國，不惜與伊斯蘭恐怖主義和達爾富爾種族屠殺的劊子手站在一起。在此意義上，共產黨確實是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的精神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