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wan Justice | 台灣公義報

2018-04-20 BBC中文網越來越像中國正在打造的「中國之聲」了——雖然還不敢直接請《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擔任專欄作家，卻邀請表面上看起來有幾分異議色彩的作者鄧聿文發表若干為中共捧臭腳丫子的評論文章，而真正為共產黨不容的異議人士的文章是絕對不可能被採納的。此類奢望被中共「網開一面」的外媒（還有諸如德國之聲中文網、金融時報中文網、紐約時報中文網等），心照不宣地跟中共一起封殺其批判者，或許是獲得中宣部認可的條件之一——BBC請劉曉波寫專欄，已經是十多年前的陳年往事了。 鄧聿文此前曾是中央黨校下屬《學習時報》的副編審，據說因為「妄議」中國的北朝鮮政策而遭到免職——並未被開除公職，所以他還是體制中人。這樣，鄧氏具有了受迫害者之「榮光圈」，成為外媒爭先恐後地訪問的、炙手可熱的人物。但其發表的言論，基本上局限於「小罵大幫忙」的範疇，讓人不禁要反推其「受迫害」的經歷，是否是一次「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苦肉計」？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鄧聿文曾是中央黨校下屬《學習時報》的副編審。 鄧氏在BBC中文網發表的一篇代表性的評論文章名為《中國對貿易戰的態度為何如此強硬？》。如果先不看作者是誰，通篇讀下來，我還真以為是胡錫進的大手筆呢。 鄧氏認為，中方在貿易戰中的應對態度稱得上「超強硬」。而中國不懼應戰的「超強」架勢，源於中國有意志力和實力打敗美國。 首先，鄧氏認為，中國官方認為已「退無可退」，再退下去，新一屆政權不但在民眾中會失去權威和「民望」，而且在國際上將會引起連鎖反應，歐日可能「落井下石」，其他國家也會把中國當做「紙老虎」，從而在中美角逐的選邊中紛紛選擇美國，致使中國國際環境更加惡劣，崛起更加艱難。「這不但關係『國運』，也直接關係到新政權自身的威信。何況，官方在貿易戰的第二回合已經把話說「死」了，已經激發其民眾的民族情緒，要後退已不可能，只能打下去。」 這個看法基本上就是中國民間的憤青和中國官方的五毛觀點，故意扭曲中國的現實情況，為中共的政策「保駕護航」——中共的應對是順應民意的，因此也是合理合法的。 然而，這個觀點根本站不住腳。第一，中共的獨裁統治從來就不會顧及民意，從來都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中共不求人民之愛戴，它只需要讓人民恐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鄧小平的名言，「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第二，中國從未形成過獨立於統治當局的「民意」或輿論，那種義和團式的、「愛國賊」式的「民意」，其實是當局洗腦教育和宣傳的必然結果，中共對其如臂使指、收放自如。第三，中共的進退、攻守，端視其自身利益。毛澤東時而反美，時而與美結盟；習近平時而策動民間反美聲浪，時而宣稱 「有一千個理由搞好中美關係」，他們根本不在乎民眾是否能跟得上官方政策的「大轉彎」，甚至都懶得向民眾解釋其外交政策為何要轉變。 此次貿易戰當中，中共的言行也是如此。就在中共似乎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對抗美國之際，習近平卻在博鰲大會上發表講話，承諾放寬對外資企業的限制、降低外國汽車之關稅、開放金融和保險等領域等，顯示中國願意作出一定的退讓。雖然中共向來是「說得比唱得還要好聽」、從來都不遵守任何承諾，但習近平此舉明顯是想為貿易戰熄火、向美國示弱。習近平這樣做時，哪裡會害怕「民族情緒」的反彈，而中國民間會有人上街遊行、抗議習近平的「賣國行徑」嗎？ 鄧氏提出的第二個原因是，中共吸取日本和朝鮮分別同美國打經濟戰和打擁核戰的教訓與經驗，「認識到兩軍相遇勇者勝，有敢打貿易戰的決心和意志非常重要，用《環球時報》的話說，和美國打貿易戰，打的是實力，也是意志。」當年日本向美國屈服，結果陷入經濟困頓，失去了整整三十年；而「朝鮮則是一個好榜樣，成功地頂住了國際社會主要是美國（和中國）的壓力，發展出了核武器。」所以，「只有像朝鮮一樣，有敢於同美國打一場『史詩級』貿易戰的堅強意志，才能把美國逼退。」 諷刺意味十足的是：當初，鄧氏因為發表文章提出「中國應當從自己的國家利益出發，拋棄北朝鮮這個充滿負能量的小弟」的觀點，而受到中宣部的懲罰；如今，鄧氏又將北朝鮮視為具有堅強意志、敢於對抗中美兩大強國的「英雄國家」，甚至將朝鮮視為中國應當學習的榜樣。 這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是如何完成的呢？大概鄧氏看到習近平以超過川普的接待規格來迎接金正恩，就轉而對金正恩五體投地。然而，如果中國真的淪落到像北朝鮮學習的地步，那麽中國就真的是「西朝鮮」了。鄧氏對被朝鮮看法的劇變，或許是因為他終於發現，惟有走《環球時報》的道路才能得到當局賞賜的殘羹冷炙，他不再效仿屈原那樣「忠而被謗」的悲劇命運，轉而以風生水起的《環球時報》為師——他如此虔誠地引用《環球時報》的觀點，胡錫進會不會收他為徒呢？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然而，國際貿易的對壘，所謂「意志」並非決定性因素，除非中國有重新回到閉關鎖國的毛澤東時代的「意志」，中國才有可能跟美國單打獨鬥幾個回合。對此，台灣資深媒體人鄒景文評論說：「這兩個大國競爭條件根本就不相當，試想，坦克車與腳踏車之間，需要以對撞來試驗誰會轉彎嗎？」毫無疑問，即便習近平是奧林匹克自行車項目冠軍，也不可能跟駕駛林肯轎車的川普正面對撞並全身而退。 鄧氏所提出的第三個原因是，中國官方認為自己也有資本和實力同美國打一場貿易戰。新一屆政權認為，如果能夠借貿易戰的壓力逼迫國內利益集團讓步，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開放，貿易戰也未嘗不可以打。鄧氏甚至向當局提出錦囊妙計：「中國還有比關稅更厲害的反擊手段，即打擊美國在華企業。此外，服務貿易也是選項之一。如果貿易戰發展到極端，中國掌握的數萬億美元美國國債也是殺手鐧。」 這位評論人幼稚到連基本的經濟學常識都不具備的地步，真不知道他當初是如何混到副編審的職位的。不過，既然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習近平可以當上國家元首，鄧氏這樣對現代社會和國際大勢無知到極點的人物卻能成為中國開明派知識分子的代表，也就無足為奇了。鄧氏所提出的三個絕招，其實是三步臭棋。 首先，中共若打擊美國在華企業，損失最大的是自己。在華美資企業，近年來已覺察到中國的不友善以及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紛紛向東南亞、印度和南美國家轉移。如果中共再明目張膽地打壓，這一轉移會加速進行。美國企業只是搬家而已，不會因為離開中國就完蛋了。反之，外資撤離之後，中國大量的白領和藍領工人必然失業，必將造成社會動盪，中共敢於承擔此後果嗎？ 作者認為，美中貿易戰的後果可能是中國工人大量失業。圖片來源：pxhere 其次，中美貿易中，服務貿易是美方少數的順差領域，似乎中國拒絕此類貿易，美方就會叫苦連天。然而，這些領域頗有技術含量，對中國來說是必須的——中國的服務業水準很低，短期內不可能自給自足。而且，中國已在服務業設置了很高的屏障，難道還要繼續將墻修高嗎？ 第三，中國靠拋售美國國債能沉重打擊美國嗎？美國國債的價值在於美國政局的穩定、經濟的強勁和科技的領先，美國國債是在一個自由市場上流通，若中國大筆拋售，自會有其他人購買；而中國拋售美國國債之後，回籠的資金要投向哪裡呢？歐盟和日本國債的投資回報率都比美國國債低得多，規模也不如美國，其他國家更不足論。中共會好心到將這筆錢平分給國民嗎？所以，鄧氏的想法，全都是不切實際的紙上談兵，就好像當年林則徐在給朝廷的奏摺中所說，中國不買茶葉給洋人，洋人就死路一條了。 中國當然可以不買美國的大豆，但在全球市場上中國根本找不到能提供同樣多大豆的賣家。美國物美價廉的大豆照樣能以同樣的價格賣到南美和歐洲去，中國再用更高的價格去「二道販子」手中購買，並假裝那不是美國大豆。美國毫髮無損，中國人餐桌上的食物價格必定猛漲。中國當然也可以不買美國的波音飛機，但歐洲的空客產能有限，不可能替補這個巨大的市場空缺。那麽，中國自己產的大飛機能在中國的天空飛來飛去嗎？有多少愛惜性命的中國權貴敢坐國產的大飛機呢？而且，此前購買的波音飛機的保養及零件服務，全都一併拒絕嗎？我還要問幾個鄧氏不敢問的問題：習近平的女兒願意退回哈佛大學的畢業證書嗎？彭麗媛會將她拿在手上拍照的蘋果手機扔掉嗎？中國的權貴們會將他們在美國留學的數十萬子女召回來嗎？ 中國既沒有打贏貿易戰的實力，也沒有打贏貿易戰的意志力。其實，這不是一場沒有是非善惡的貿易戰，它的本質是「要不要遵守規則、信守承諾的問題」——文明世界再也不能忍受一個謊言說盡、壞事幹絕的盜賊國家了。 【六都春秋】臉書：https://goo.gl/hshqvS 【六都春秋】Line：https://goo.gl/Evnz7p 圖片取自中國外交部 作者 余杰 異議作家，現為無國籍人士，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

余杰專欄 2018-04-17 日前，「北大三君子」事件在中國民間和海外媒體傳得沸沸揚揚。事件緣起於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常務副院長李沉簡在微博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挺直脊樑拒做犬儒》的文章，談及戊戌變法和蔡元培多次辭職等北大校史上的事件，並聲稱：「自由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骨氣的人們付出沉重的代價換來的，其中北大的先人多有這樣的典範。」據傳，李沉簡發表這篇文章之後立即辭職，同時辭職的還有另外兩名副院長鄂維南和張旭東。 然而，我對這則新聞心存疑惑。李沉簡是何許人也，我不太瞭解；但鄂維南和張旭東的背景，我多少知道一些——他們不太可能作出「自毀前途」的事情來。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五十四歲的鄂維南在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獲得碩士學位後，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取得博士學。二零一一年，鄂氏獲選為中科院院士，在今天中國學術極端腐敗的情形下，能夠成為院士，顯然他在專業之外亦非等閑之輩——就連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屠呦呦也無法獲選院士，可見中國的院士評比，專業之外的因素遠遠大於專業內的因素。二零一五年八月，北大成立大資料研究院，鄂氏出任院長。鄂氏參與了中共安全部門用於監控民眾的「大數據研究」，並得到當局的多項獎勵。可見，鄂氏是一名沒有任何道德準則的技術專家，跟那些爲納粹服務的武器專家、醫學專家一樣，以「技術中立」的說辭擺脫良心的約束。這樣一名在體制內風生水起、青雲直上的人物，難道會突然之間反戈一擊嗎？反正我不相信。 鄂維南   而五十二嵗的張旭東是中文系畢業生，我對他更爲瞭解。張氏畢業後到美國留學，在杜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到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和東亞研究系教授、東亞系系主任、中國中心主任，然後回國在北大元培學院出任負責通識的副院長。張旭東是跟在汪暉、黃平、甘陽後面跑的新左派中生代人物，他的一系列文學和文化研究著作，都讓我「不忍卒讀」。 歐美院校的文學系、東亞系及若干人文科學系科，都充斥著形形色色的新左派理論。在資本主義社會，流行批判資本主義的新左派理論不足為怪；但這些新左派理論被引入中國之後，就變成了「張飛打岳飛」式的鬧劇——這些身居名校的學者津津樂道於批判美帝和資本主義如何邪惡，卻對在身邊發生的中共對民眾的屠殺、淩虐視而不見。照理說，左派是要關心窮人和弱勢群體的，左派是要堅持平等理念的，西方的新左派至少要做點這方面的秀，但中國的新左派卻連表演都懶得表演了——中共從帝都驅逐數十萬「低端人口」，哪個新左派站出來譴責過一句話？ 張旭東。取自影片截圖。   對於新左派這種投機取巧、缺乏學術真誠的策略，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有一個很好的術語「脫嵌」可以形容之。「脫嵌」指的是原來「嵌入」社會的企業為了贏得最大利益，從社會責任與義務中「脫嵌」出來，只要好處而不管社會責任。新左派知道什麽是可以批評的（比如西方），什麽是不可以批評的（比如中共），他們只批評可以批評的對象，不會挑戰不可以批評的對象——這樣做必然付出沉重代價，劉曉波就是「負面榜樣」。這些年來，沒有任何一個新左派學者受到學術體制的打壓，反倒個個成為當局重用的紅人。學者李劼如此批評中國新左派的「表裡不一」： 「就其思潮而言（不是指個人），這些『新左派』（尤其是其中的激進派）不同於老左派的地方在於，他們並非是封閉鎖國的產物，而恰好是改革開放的得益者。他們當中不少人走出過國門，無論是短期的訪問，還是長期的求學，有的還在西方大學裡謀得了學位和教職。他們不是不知道西方的社會模式和那種模式對於中國社會的借鑒意味，不是不知道西方社會無論怎樣商業化也必須承認的和法律加以保障的個人自由價值系統是如何的不可動搖。然而，他們出於某種生存策略，某種很不人文很不精神的動機和需要，一面享受著沒有出國的學子們難以享受到的種種惠遇，一面刻意地扮演西方文化的受害者，巧妙地取悅民眾當中因襲的一時難以克服的仇視西方心理和仇視美國心理，以此煽動粗俗的民族主義情緒。用一句俗話來說，就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張旭東就是其中一個「過於聰明」的「學術掮客」。他怎麽可能有勇氣批判中共當局，甚至「憤而辭職」呢？除非太陽從西方出來，除非黃河之水變得清涼透明。 果然，幾天以後，香港媒體《星島日報》聯絡到張旭東，張旭東嚴辭否認辭職傳聞，直接用「胡說八道」這個形容詞，更稱自己正在與鄂維南院長一起接待來訪的耶魯大學副校長。 三君子神話短短數日即破滅。在遺留的一地雞毛中，有許多值得深思的線索。 其一，中國民間猛烈炒作三君子神話，顯示人們極其怯懦和偽善的心態。當下的中國並不是沒有真正的勇士，劉曉波、李柏光、李旺陽、曹順利等人，都是爲了自由和人權付出生命代價的真勇士。但是，人們故意遺忘、遮蔽他們，因為他們的存在讓人們感到羞恥、感到不安，因為弘揚他們的事跡和精神會遭致中共當局的追究——那些海祭劉曉波的人士都被抓捕並遭受酷刑。所以，人們接受、順從甚至配合了中共當局對「當代英雄」們的封殺，轉而去讚美那些似乎跟自己距離近一些的「次級勇士」。這樣，既不會給自己帶來太大麻煩，又滿足了對於自身「高大上」的期許。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悼念劉曉波的遊行。圖片取自美国之音海彦   於是，從「白眼女」到「三君子」等莫名其妙的神話被炮製出來，並得到最為廣泛的傳播。人們茶餘飯後終於有了比明星八卦更加「高尚」的談資。可惜，把不是英雄的人當英雄，本身就是一場鬧劇。五四時代的作家郁達夫說過：「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個擁有英雄而不知道愛戴他擁護他的民族則更為可悲。」借用這句話，稍稍改動一下即可用來評論此類事件：「一個刻意抹殺真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個有心炮製假英雄的民族則是毫無希望的民族。」 其二，人們在社交媒體上瘋傳「三君子」的故事，若干海外有影響力的媒體也輕率地作出報道。這是「社交媒體爲王」的時代才有的「怪現狀」——傳統媒體成了社交媒體的附庸。其實，傳統媒體的記者和編輯只要稍稍遵循新聞業的某些固有原則，作一些跟蹤採訪，謠言就會不攻自破。此三人都是公共人物，不可能突然之間「人間蒸發」，只要赴北大現場作採訪，不就真相大白了嗎？ 自習近平上臺之後，人們每天聽到的都是壞消息，一個接一個的壞消息讓人心灰意冷、沮喪絕望。好不容易出現一個北大教授敢於挑戰習近平稱帝的好消息，人們自然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然而，我仔細閱讀李沉簡那篇被吹捧成「討習檄文」的大作，卻沒有看到一句話直接針對習近平。這種小心翼翼地「打擦邊球」的文字，幾年前在很多稍稍偏向自由派的媒體如南方報系、《炎黃春秋》上都能讀到，實在是無足稱道。幾年前，文網相對寬鬆，尚可「吞舟是漏」；如今，文網日漸嚴密，人們只好「大象變螞蟻」，如此才能屈辱地生存下去。難道僅僅因為這幾年當局收縮言論自由度，民間就只能被動適應、不斷降低言論自由的標凖嗎？ 其三，即便李沉簡是三君子中惟一真正辭職者，惟一真有點「君子之風」者，也不宜對其評價過高。四十七嵗的李沉簡在北大生物系、基礎醫學系畢業後，到美國普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主攻神經生物及分子遺傳，曾任美國康奈爾大學醫學院副教授、紐約大學西奈山醫學院講席教授。二零一二年，他被中組部「千人計畫」延招回國，任北大生命科學院教授、北大元培學院常務副院長。我想追問的是：他當年回國難道是因為「愛國」嗎？那時他對中國國內缺乏學術自由的狀況一無所知嗎？從他的年齡來看，他正好是六四之後入北大就讀的學子，不可能對那段血腥歲月一無所知。他明知共產黨是殺人黨，仍然要回中國，原因只有一個——共產黨給他的價碼，是美國的大學所不可能給出的，薪水和房子一定足以動搖他在美國發展的決心，甚至讓他願意犧牲孩子的教育。 我們固然可以為李沉簡如今說了幾句真話、不願繼續同流合汙而喝彩，但同樣不能忽略他當年自我選擇的非正義性——他應當爲當年錯誤的自我選擇作出懺悔，而他人也有權對此作出批評。否則，如果當年他的選擇是正確的，他如今的抉擇就是錯誤的。他前後兩個截然不同的行為，不可能都得到肯定。這也是我對某些黨內改革派元老「兩頭真」的「蓋棺定論」不以為然的原因：他們不可能「兩頭真」——如果青年時代投奔共產主義、投奔共產黨、投奔延安是「真」，那麽晚年發現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是謊言就不是「真」。他們可以自我辯護說，當年是因為理想主義、愛國主義才參加「革命」，但這只能表示他們當年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缺乏理性精神。他們爲當年的愚蠢淺薄、少年輕狂付出了沉痛代價，卻不能依舊癡迷於青年時代的浪漫和熱情。李沉簡也是如此，他當然可以回到美國繼續其專業研究，但他要得到公眾的尊敬，就應當公開披露自己這些年來在北大發現殘酷真相的心路歷程，並讓這段錯誤成為後來者的前車之鑑。 【六都春秋】臉書：https://goo.gl/hshqvS 【六都春秋】Line：https://goo.gl/Evnz7p 作者 余杰 異議作家，現為無國籍人士，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adsbygoogle...

2018-04-16 民報 余杰 紫禁城是古代皇權的中心，太和殿是紫禁城的中心，而金鑾寶座則是中心的中心。在這裡，無數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粉墨登場——皇帝的加冕典禮、婚禮以及冊封太子的文告、軍事戰役的委任等等，都是以之為核心展開的。許多人窺伺著這把龍椅，許多人為了它絞盡腦汁，許多人為了它命喪黃泉。（圖／創用CC授權） 據北京媒體《資產新聞》報導，北京市拍賣行拍賣了一套仿製的金鑾寶座——龍椅，其價值高達一億八千五百萬元。這把仿照故宮太和殿御座的龍椅，由北京首飾廠製造，共花費了二十八公斤黃金和五倍重的寶石，它的價值由北京國有資產管理局進行了準確的估算。 許多年以來，故宮博物院一直擁有複製御座的唯一權力。這次仿製，工廠花費了三年的時間，從設計製作、鑲嵌到調動大量的技術工匠辛勤勞動，一環扣一環。完成之後，龍椅有128釐米長、120釐米寬、72.5釐米高，是世界上現存最大的金銀細絲鑲嵌製品。工廠的負責人宣稱：「我們選擇紫禁城裡的金鑾寶座，是基於它巨大的歷史象徵性。」設計者們在設計寶座的時候，就打算讓它成為「中國歷史年代精華部分的典型象徵」，讓它「處於平民與皇帝、人與龍、人與神之間的中國式觀念的聖約地位」。 為了這個傑作不留下難以消除的遺憾，工廠使用了最好的原料。被選用的超過四千粒珠寶和鑽石，多是從南非、斯里蘭卡和其他地方進口的。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據介紹，在龍椅後面的屏風上，九條龍都使用了純銀並裝飾了鑽石。龍椅的靠背有十三條龍的外形，其中有兩條威嚴地騰起形成中央，一條龍口含紅寶石，另一條龍則是藍寶石。黃金腳臺上的兩條龍是對稱的，他們互相面對著和追逐著一隻貓眼。龍椅的椅座部分是純綠玉的，不透明有色的半寶石環繞在龍椅的底部，這裡還裝飾著二十八條飛龍。龍椅每一邊的寶塔形的佛香燭臺上，都覆蓋著最好的黃金屋簷鋪瓦雕刻。 整個龍椅雕刻了六百條龍，以致於只有通過高度放大鏡才能夠看清楚細節部分。龍椅是正在出現和正在消失的群龍的奇妙組合。而平臺基座，則是由重達六十一公斤的紫檀木構成，有著黃金的底部和白銀的頂邊。國家輕工業部原部長于珍，曾評價這一仿製的龍椅是「一九四九年以來已經完成的最好的工藝傑作」。 從工藝美術的角度說仿製的龍椅是「超級精品」，當然是毫不誇張的。拍賣行也認為，這一藝術品「包含了歷史、藝術誘惑」，「具有相當的工藝收藏價值和金融投資價值」。然而，當我讀到這篇報導的時候，總是覺得味道不對：為什麼要花費如此巨大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去製造一把「龍椅」呢？「龍椅」所代表的，究竟是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的哪些層面呢？在背後支撐「龍椅」的價值體系究竟是什麼呢？ 我至今還記得若干年以前看過的義大利導演貝納爾多．貝特魯奇的作品《末代皇帝》。末代皇帝溥儀剛剛3歲的時候，就被強迫按在了太和殿的龍椅上。舉行加冕儀式的時候，孩子哇哇大哭，他的王爺父親說：「別哭，別哭，快完了！」果然，大清王朝的江山很快就終結了。以後是一連串的革命，被特赦的溥儀成了故宮博物院的館員。晚年，他作為解說員站到了已經被欄杆圍起來的龍椅前，那一時刻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具有戲劇性的時刻。 我看到那個場景的時候，心裡很感動——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人的命運，而且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專制與民主、黑暗與光明、桎梏與自由之間的艱難選擇和奮勇抗爭。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的，不僅是一個末代皇帝，還包括他和他前輩們享受過的龍椅。 故宮博物院裡的真龍椅，換過明、清兩代的二十多位主人。紫禁城是古代皇權的中心，太和殿是紫禁城的中心，而金鑾寶座則是中心的中心。在這裡，無數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粉墨登場——皇帝的加冕典禮、婚禮以及冊封太子的文告、軍事戰役的委任等等，都是以之為核心展開的。許多人窺伺著這把龍椅，許多人為了它絞盡腦汁，許多人為了它命喪黃泉。皇帝們坐在上面簽字平定叛亂，千萬顆人頭落地；皇帝們坐在上面揮舞著權杖，外面頓時血流成河。可以說，龍椅是東方專制主義的最典型象徵，也是中國人無邊苦難的最集中體現。 複製龍椅、拍賣龍椅、爆炒龍椅，預示著一種可怕的徵兆。這種徵兆就是：專制主義陰魂不散，國人對皇權、對迷信、對殺戮還有著數千年來積澱下來的天然親近感。人們對龍椅感興趣，當然不僅僅是對它的製作工藝感興趣，而是對它所代表的權力感興趣。許多公司、企業的老總躍躍欲試，其實也是出於內心深處一種極其隱秘而又極其強烈的衝動：當皇帝、當毛澤東、當最高領袖、當掌握無限權力的人。今天雖然無法（或者說很難）實現這一願望了，但是如果將這個複製的龍椅，買回來自己坐坐，豈不是人生最大的成就？ 作為世界性的潮流，民主化可謂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誰也無法阻擋。但是，就民族心理而言，中國依然處在陰暗的專制時代，依然在「吃人」與「被吃」的迴圈中鬼打牆，習近平成功地邁向帝制一大步，就表明中國的政治模式並未現代化。從長袍馬褂變成西裝革履，僅僅是一次視覺上的「改良」，而精神上的革新卻尚未開始。 許多公司老總、中央和地方的官員，在自己的權力範圍之內，則一手遮天，為所欲為，儼然是一個「小皇帝」、「土皇帝」。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的中國，許多表面上看起來實行西方「現代管理模式」的企業，骨子裡卻依然是專制主義的那一套——老闆過有尊嚴的生活，而職員過沒有尊嚴的生活；老闆過有人格的生活，而職員過沒有人格的生活。黨政機關的情形也是一模一樣，官僚們過著有尊嚴的生活，而老百姓們過著沒有尊嚴的生活；官僚們過著有人格的生活，而老百姓們過著沒有人格的生活。 在中國，有人坐在龍椅上，有人跪在龍椅前。那些有「貴族」的地位而沒有真正的「貴族精神」的「高等華人」們，內心其實是無比陰暗的，他們把自己看成是奴隸主，而把別人看成是奴隸。他們都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核心，讓其他人圍繞著自己。上層社會是如此心態，下層社會也是同樣的心態。在底層，恨是最根本的情感。對現實的極度絕望，最後必然歸結到一個「恨」字上。 前不久，合肥市在發行福利彩票的過程中，爆發了大規模哄搶商場的事件。人們在哄搶過程中體現出的瘋狂，讓人不寒而慄。能夠拿走的一定拿走，拿不走的還要砸個稀爛。陳勝當年「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感歎，至今仍然是大多數底層民眾的想法。這種想法既天真又邪惡。 複製的天價龍椅一問世，立即如同一石掀起千層浪。讚美者多，而疑問者少。財大氣粗的人想買回家，據為己有；一貧如洗的人則無比羨慕，流著口水閱讀報紙，恨不得馬上來一次革命，趁著革命的混亂，像阿Q一樣把龍椅搬回家中。這恰恰暴露出一百年前譚嗣同所批判的民族性中最陰毒的一面。譚嗣同在《仁學》一書中指出：「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他明確提出，中國要得救，必須拋棄「獨夫」，實行「民主」，打破專制主義的那一套愚民之法，讓萬民獲得精神上、思想上的徹底解放。 譚嗣同慷慨就義已經一百年有餘了，然而，他所追求的一切，依然沒有在中國的大地上生根發芽。中國人頭頂上的辮子被剪去了，但中國人心靈深處的辮子依然存在；紫禁城裡的那把龍椅沒有人在坐了，但無形的龍椅依然盤踞在人們的精神空間裡。龍椅上還坐著當年的幽靈們，洋洋得意地向萬民揮手致意。 假如大多數中國人還對龍椅念念不忘、還希望自己上去坐一坐，那麼我很難對中國的未來表示樂觀。因為這一現象只能說明，中國人的封建意識還濃得化不開，中國人的民主意識還淡得看不見。這一現象也說明，中國人對血腥、對暴力依然持一種變態的審美立場。那些製造龍椅的專家說，龍椅體現了中國歷史的精華部分，我想追問：難道閹割、裹腳、凌遲是「精華部分」嗎？難道沒有骨頭的膝蓋，和只會說「奴才」和「喳」的嘴巴，能夠代表我們文化的精華嗎？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我對龍椅及其類似的東西從來就沒有什麼好感。我從來不覺得它有什麼「美」的地方，正如我對紫禁城沒有什麼好感一樣——在我的眼中，紫禁城沒有任何輝煌燦爛的色彩，相反它的每一塊磚頭裡都透露出陰風慘慘的氣息，它吞噬了無數鮮活的生命。紫禁城和紫禁城中的龍椅，代表著醜陋的強權，而不是美好的心靈；代表著罪惡的專制，而不是崇高的自由；代表著卑鄙的陰謀，而不是高尚的競爭；代表著人對人的統治，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愛。 崇拜「龍椅」的民族，就是崇拜那種沒有信念支撐之權力的民族，這樣的民族其未來是黯淡的——它的創造力和想像力都在施展陰謀詭計的過程中，被全部消耗乾淨了。法國政治學家路易．博洛爾在《政治的罪惡》一書中寫道：「強權的大行其道使人民對公理失去了信心，摧毀了人民對正義的信念，它極大地鼓舞了野心家和失去社會地位的人大膽冒險。」他特別強調邪惡的「天才」、「英雄」的破壞性，而中國人恰恰是最崇拜這類「天才」和「英雄」的。中國的歷史觀就是天才和英雄的歷史觀：「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歷史觀。我們崇拜龍椅，其實是崇拜坐在龍椅上的那個獨裁者、那個吸血鬼、那個屠夫；我們崇拜龍椅，其實是崇拜龍椅背後的那整套不把人當人看待的 「吃人」的文化、政治和經濟體制。 每一次龍椅的主人更換，都是以犧牲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生命為代價完成的。對此，博洛爾論述說：「做一個充滿政治野心的強有力的天才人物，不僅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物，反而會給他所統治的人民帶來災難，因為天才的政治人物往往蔑視道德、無視正義、為了目的不擇手段。」中國近代以來一直存在著「英雄崇拜」的風尚，這是習近平深受民眾愛戴的根本原因。因為中國長期的積弱，許多人希望出現強人，有的文人將亞歷山大、秦始皇、穆罕默德、成吉思汗、明太祖和拿破崙六個人，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看待。而康有為的弟子、維新志士劉楨麟卻清醒地看到了這六個「英雄」的本質，他在《地球六大罪案考總序》中指出：「亞歷山大之破波斯，前後十餘年，殺人三十萬，囚虜奴役，轢屍磔體，怨毒次骨，又何功業之有？秦始皇之併六國，絕人廟祀，殘人種類，偶語者棄市，獲譴者彝族，甘為獨夫，馴至滅亡，又何功業之有？穆罕默德起無行市儈，欺人立教，殺人傳道，其淫凶不仁，乃至掠處女以萬數，奴僕至七萬人，教宗不振，坐將澌滅，又何功業之有？成吉思汗率其匈奴愚悍之性，滅國四十餘，殺人五百萬，妻妾五百餘人，淫掠子女，焚滅詩書，為聖教所不容，黃種所不共，又何功業之有？明太祖揭竿斬棘，乘便倖獲，乃酷刑非法，而假手於治亂以文其奸，妒害功臣，而目為奸黨以鉗人口，殘忍陰凶，報復後嗣，又何功業之有？拿破崙攘據大位，兩亂法國，用兵十九年，殺人數百萬，一敗於俄，四敗于英，戰禍之慘烈，為地球未有，卒乃身為俘虜，幽死荒島，又何功業之有？」 這六個反問是擲地有聲的。建立在血泊之中的功業和龍椅，以及維繫這種功業和龍椅的文化闡釋系統，是現代文明最大障礙。這一文化理念不是以「人」為本位的，它不尊重人的生命和價值，把人看作是實現某一目的可以犧牲的「中間物」。「人」被抽空了，正義也就被抽空了。在龍椅面前，單個的人是無足輕重的。即使是龍椅的主人，也成了受到龍椅控制和支配的人——龍椅亙古不變，而主人卻像走馬燈一樣變化著。龍椅的亙古不變，也就是專制和暴力的亙古不變。 什麼時候每個中國人都把龍椅，當作純粹的文物看待了，什麼時候中國才有可能實行真正意義上的憲政；什麼時候每個中國人都沒有當皇帝的願望了，什麼時候中國人就有希望過上自由而幸福的生活。 ...

2018-04-07 余杰 當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候，實際上站起來的只有他一個人。他肆無忌憚地毀壞中國的歷史文化，無法無天地破壞中國的自然環境。圖／Public Domain 兩年前，中國人民銀行新發行了面值一百元的人民幣。最近，與之配套的新版五十元和二十元的人民幣也相繼問世。跟老版相比，新版最大的變化就是：正面為一個毛澤東巨大的頭像。原有的百元大鈔上面並排著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共產黨四大領袖的頭像，新版鈔票的上面卻只剩下毛澤東一個人威風凜凜地注視著世人。這一微妙的變化，背後有不少耐人尋味的內容。北京的一名計程車司機說：「原來是四大金剛幹革命，現在只剩下老毛一個人孤零零的了。」 四川老詩人流沙河先生，當年因《草木篇》而被打成有名的右派，他的硬骨頭和幽默詼諧，在當代文化人中鳳毛麟角。針對百元人民幣的「變臉」事件，流沙河微笑著說了一句極其簡短的話：「相信不久以後，老百姓會把這張鈔票叫做『一毛』。」我們聽了不禁會心而笑。 「一毛」是民間對面值最小的一角錢的稱呼，「毛票」也就是零錢的意思。「毛票」之「毛」與「毛澤東」之「毛」剛好一模一樣。因此，流沙河先生輕蔑地說出的「一毛」，恰恰表達出了有良知和理性的中國人，對毛澤東這個大獨裁者的厭惡和痛恨，也刻骨地嘲諷了如今的當權者們，對毛澤東的模仿和尊崇。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毛澤東一個人唯我獨尊地出現在百元人民幣上，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流沙河先生敏銳地發現了這一信號背後的資訊：無論在高層還是在底層，有不少人依然迷戀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文革」結束之後，鄧小平出於現實利益的考慮，放過了對毛澤東這個給中國人帶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災難的惡魔。 如果說，在赫魯雪夫時代，史達林的個人生活遭到了全面的揭露、史達林主義也遭到了徹底的清理，那麼在鄧小平時代，無論是對毛澤東個人荒淫生活的暴露，還是對毛澤東主義法西斯本質的揭示，都沒有真正得以展開。 這是鄧小平最大的歷史局限性之一。正是由於毛主義陰魂不散，才會讓中國的變革進程幾度受挫、才會讓鄧小平開創的改革事業，險些夭折。在「後鄧時代」，毛主義繼續抬頭，一方面是當道者的有意提倡，另一方面是部分愚昧民眾「好了傷疤忘了痛」的「懷念」，兩者的糾結，成為危害中國進步的最大障礙。 當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候，實際上站起來的只有他一個人。他肆無忌憚地毀壞中國的歷史文化，無法無天地破壞中國的自然環境。他的一個突發奇想，足以犧牲上千萬百姓的生命；他對現代文明的無知，所造成的人口問題，讓中國在未來的數百年間，都無法解決。在我看來，毛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魔鬼。 魔鬼的頭像，卻被印刷在鈔票上，我在使用這樣的鈔票的時候，深感恥辱。不過，流沙河先生的玩笑，多少給了我一絲安慰。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中共修憲方案，毫無懸念地經過全國人大「表決」通過。中共官媒表示，這是超越西方選舉制度的「超級民主」，這種「穩定而高效」的制度可供全球各國學習借鑒。 香港資深中國事務評論員林和立將此舉形容爲「政變」，他指出：「從政治道德和政治倫理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說是一個政變。怎麼政變呢？習近平實際上是騎劫（劫持）了整個黨中央，騎劫了全黨也包括了國務院、軍隊等等，因為整個黨只服從一個人的指示。」林和立表示，習近平的做法無疑侮辱十四億中國人的智商，也引發越來越多人的反對。 與習近平一樣當過知青的作家馬波（老鬼），在人大投票前夕發表了與此前反對修憲的資深媒體人李大同相似的五點反對意見：一、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神聖不可侵犯，「不能換個領導人就修一次憲」。二、修憲應該透明，讓全體公民參與，聽取各方意見，「不能幾個人決定」。三、一九八二年憲法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國家主席兩屆任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成果。取消任期限制，是「嚴重的倒退」。四、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說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裡」，任期制就是「限制權力的籠子」，取消任期制等於取消籠子。五、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都遵守了憲法，紅二代不應該特殊，更應該「模範執行」中共已故領導人鄧小平規定下來的、不搞終身制的決定。 我不同意林和立和馬波的看法。他們的反對立場誠然可貴，但更重要的是看他們反對的對象是什麽，以及他們樹立的正確的標凖是什麽。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首先，只要是共產黨一黨獨裁，「寡頭共治」與「一人獨裁」，差別其實並不大。共產黨內部的政變，從一九四九年至今，不知上演了多少次，如毛澤東發動文革，清除劉少奇為首的黨務官僚集團；毛澤東清除林彪；四人幫垮臺；鄧小平罷黜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三任黨魁；以及江澤民清除「楊家將」，習近平清除「周薄徐郭令」集團……比起修憲來，這些事件才是貨真價實的「政變」。修憲只是細微的政治操作而已，人們對修憲感到憤慨，只能說明人們對中共或習近平此前還保佑希望。如今，希望終於全盤破滅了，也是件好事。實際上，無論修憲還是政變，大部分都是趙家「家務事」，跟「吃瓜」群眾無關。 鄧小平曾修憲使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兩屆。 某些習近平的批評者，以「鄧小平的遺產」來反對習近平，若是出於自保的「敘事策略」，倒還情有可原；若是真心實意，則根本就未能認清中共之邪惡本質。對於中共之本質，習近平的認識比他們更準確。二零一三年一月五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黨校「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即「兩個三十年」不是割裂、對立的，而是承續、統一的。習近平又説，「如果當時全盤否定了毛澤東同志，那我們黨還能站得住嗎？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能站得住嗎？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如果毛澤東和鄧小平地下有知，聽到這樣的言論，一定會倍感欣慰——再沒有比習近平更稱職的共產黨接班人了。 鄧小平就是毛澤東第二 鄧小平不是毛澤東的叛徒，而是比劉少奇、林彪、王洪文、華國鋒、江青更忠誠的接班人。少數極端的毛派不喜歡鄧小平，認為鄧是「走資派」，殊不知，「走資」路線是毛在一九七二年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森時確定下來的，鄧只是「毛規鄧隨」而已。相當一部分開明派知識分子則肯定鄧的若干「走資」政策，尤其是鄧恢復高考讓他們的命運為之改變，因而視鄧爲救命恩人——鄧小平死的時候，我還在北大唸書，去一位教授家請教問題，居然發現他在客廳中高高懸掛鄧小平的遺像，而對鄧小平下令六四屠殺的事實隻字不提。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極度自私自利的表現：只要得到一根肉骨頭，就感恩戴德、山呼萬歲。 毛與鄧是一體的。毛讓劉少奇死無葬身之地，卻留鄧小平一命，區別對待，別有深意。早在江西蘇區時代，鄧就是鐵桿毛派，鄧與毛的淵源比劉更深。毛將鄧作為一枚棋子留下來，以後隨時起用，可以平衡林彪集團、周恩來集團或文革派勢力的膨脹。 林彪事件以後，果然鄧可以「廢物利用」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晚，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談及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問題，並隆重宣佈推出鄧：「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我想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指鄧小平）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第二天，毛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介紹鄧時說：「我們現在請了一位總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然後，毛又專門對鄧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裡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所謂「鋼鐵公司」，就是毛深知鄧是一個跟他一樣心狠手辣、殘酷無情的獨裁者，惟有這樣的人才能傳承他的事業。 鄧掌權後，宣佈淡化對毛的個人崇拜。圖片取自See-ming Lee 而鄧確實不負毛之眾望。鄧掌權後，宣佈淡化對毛的個人崇拜。對此，義大利名記者法拉奇在採訪中提出尖銳的問題：「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鄧回答説：「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法拉奇繼續問道：「那麼毛主席紀念堂不久是否將要拆掉？」鄧小平將手一擺，說：「我不贊成把它改掉。已經有了的把它改變，就不見得妥當。現在世界上都在猜測我們要毀掉紀念堂。我們沒有這個想法。」鄧小平的這兩段回答，清楚地表明：他是毛遺產的繼承者。他並不是全面揭批、否定史達林的赫魯曉夫，更不是「背叛社會主義道路」的戈爾巴喬夫。鄧以此回報毛昔日對他的網開一面，更以此來確保共產黨永遠掌握權力。習近平對鄧的心思深有領會：否定毛，整個共產黨就完了。 「列寧黨」與「梁山泊」的三次轉換 一九四九年以來，共產黨的本質從未改變過，改變的只是其具體的統治方式。如果説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中共是學習蘇聯模式，以列寧式的政黨和技術專家的團隊治國；那麽，文革十年，就是自詡為「潑猴」的毛澤東將權力從列寧黨和技術官僚手中奪過來，直接用「梁山泊」的方式統治，不惜「炮打司令部」，不惜「全國內戰」。此爲第一次轉換。 毛去世，鄧復辟，統治模式又從「梁山泊」回到「列寧黨」。此為第二次轉換。元老派抓捕了包括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內的「四人幫」，拱出被毛澤東二度罷黜的鄧小平作為「共主」。鄧步步為營，迅速架空並罷黜了毛指定「你辦事、我放心」的接班人華國鋒。但是，鄧並未全部放棄毛的理念，正如鄧讓毛像繼續掛在天安門城樓。引進西方技術和經濟模式，並非鄧的發明，毛的秘書、文革派理論家陳伯達二十年前就「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出了市場經濟的想法，而華國鋒剛一執政就大舉引進西方的技術和生產線，後來還因此被批評爲「洋躍進」。比起林彪家的太子爺「老虎」林立果主持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改革方案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只是小巫見大巫罷了。 若用歷史學者劉仲敬的話來說，鄧小平不在乎經濟，所以允許民間自行試驗；在乎組織力量和意識形態，因此絕不允許違背著名的「四項基本原則」。鄧最初的方針是治理整頓（六四以後，愚不可及的江澤民、李鵬又來一次治理整頓，結果遭到早已有過失敗經驗的鄧小平的痛斥），即恢復計劃經濟的勞動紀律，他在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成效卻無足稱道。反之，民間力量如野草般生長，政府力量退卻的地方處處生機盎然。鄧小平區別對待，准許或杜絕：農民自發的「包產到戶」完成了自我拯救，鄧小平予以追認；知識分子擅自引進「自由化」的西方思想，他堅決清除「精神污染」；學生膽敢挑戰一黨獨裁的權力模式，他毫不留情地斬盡殺絕。所以，劉仲敬總結説：「鄧小平與其說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不如説是改革開放的總把關員。」有一個小小的細節可以支援這個結論：鄧小平欣然接受「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高帽子，卻將發明「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說法的鮑彤關進了監獄。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文革之後的「列寧黨」加「權貴資本主義」模式，走了三十年，又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於是，習近平的「戊戌變法」施施然地上演了，此為第三次轉換。習近平要恢復文革期間那種「梁山泊」模式，打破江澤民、胡錦濤「管家時代」的按部就班、陳規陋習，他本人不拘一格、天馬行空，他任用的也大都是些不按理出牌的「妄人」：如驅趕低端人口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如喜好「人奶宴」的前網信辦主任魯煒（習近平拿掉魯煒就像毛澤東拿掉文革小組的秀才「王、關、戚」，如同掐死失去利用價值的蝨子一樣毫不手軟）。習近平的一系列「組合拳」讓人眼花繚亂：反腐、軍改、修憲、設立監察委、從國務院手中奪過經濟政策的決策權……由此，「列寧黨」與「梁山泊」的第三次轉換基本完成，而共產黨仍然是共產黨。 這個黨從來都是「殺人如草不聞聲」 在共產黨的框架內的左右之分，基本上毫無意義。只要共產黨還在殺人，八二憲法以及被閹割的八二憲法，對被殺者來說，區別不大。 毛的殺人，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饑荒、文革，罄竹難書，不再重複。鄧的殺人，六四屠殺，舉世震驚，也不必再重複。鄧還有一件被遺忘的殺人壯舉，即所謂的「嚴打」運動。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決定》稱：「在三年內組織三個戰役，依法將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勞教一大批，註銷城市戶口一大批，並且殺掉一批有嚴重罪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犯罪分子。」當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登出鄧小平語錄：「可抓可不抓的要抓，可殺可不殺的要殺。」 一九八三年「嚴打」動員會上，新上任的公安部部長劉復之稱，嚴打「是繼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之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又一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可見，「嚴打」不是鄧的異想天開，而是毛時代「殺人運動」的延續，鄧確實是毛的好戰友、好學生。對於「嚴打」的受害者來說，八十年代並非某些開明派知識分子回憶的那麽美好。那不是一個「白衣飄飄的時代」，而是一個血跡斑斑的時代。 「嚴打」開始後，為配合中共「從重、從快」判決處死的目的，「人大」和「兩高」（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通知「新規」，完全無視已經生效實施的刑法和刑訴法。如死刑上訴期由十日縮短為三日；將死刑審判權授權給基層法院；取消律師的無罪辯護等等。再加上鄧小平、彭真等中共各級官員不在法律框架下的「嚴打指示」，下面的執法如脫韁野馬，完全不受法律約束，濫殺無辜、草菅人命是不言而喻的。 當時，儘管有了修訂後的中國刑法作依據，但為了政治正確，任何罪名之前都冠以「反革命」三字，如強姦就是反革命強姦罪。官方披露，嚴打期間判死刑的有二萬四千人。但這個數字是被嚴重壓低的。財經網博主司法野史在《嚴打親歷者話第一撥嚴打》一文中寫道：一九八三年九至十二月份殺的人比一九四九年以來（通過正常法律程式）殺掉的人還要多，而一九八四年比一九八三年殺的人又要多得多。那麽，粗略估計，處死刑者當在百萬之譜。克拉蒙亞洲研究所研究員林長盛披露，他的一位朋友親眼看到人大常委會的內部絕密檔，「嚴打」殺的是九十六萬人。這是鄧小平不能逃避的一筆血債。 作為「後鄧時代」的江胡統治時期，在殺人上亦非白紙一張。江澤民時代對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和法輪功的鎮壓，證明會用英文背誦美國《獨立宣言》的江澤民絕非善類。胡錦濤時代殘害人權鬥士李旺陽，在香港激發十萬人上街遊行；而西藏「三·一四」屠殺和新疆「七·五」屠殺，無論衝突規模、慘烈程度、死亡人數，都遠超胡錦濤二十多多年前在西藏的那次鎮壓——那次鎮壓恰恰是胡錦濤給鄧小平的「投名狀」。 習近平執政以來，殘害了曹順利、劉曉波、彭明、李柏光等數十名人權活動人士，並掀起薄熙來重慶「打黑」的升級版——全國範圍內的「掃黑」運動，宛如鄧小平時代「嚴打」的重現，不知又有多少無辜者人頭落地。 殺人黨的「殺人行兇」從未停止過，不管它的最高元首有無任期。所以，我贊同全美學自聯成員古懿在接受台灣央廣訪問時表達的基本觀點：「應該反對的不只是終身制，更要徹底反對中共政權合法性。習近平不是國家主席，並不是因為他要做終身主席，而是他的權力來源缺乏合法性。中國人沒有選舉過他，沒有人給他投過票，怎麼他就成了國家主席呢？！」而身在中國國內、不畏危險表達反對意見的山西大學學生也指出：「習近平首先是不合法的，有無限期無所謂，共產黨推舉誰上來都不是合法的。這樣的歷史在無限上演，就像希特勒、史達林、毛時代。我覺得我這麼做是正確的事情，我就去做了，不能因為害怕做一件事情就不去做，做人就得講良心。」 【六都春秋】臉書：https://goo.gl/hshqvS  【六都春秋】Line：https://goo.gl/Evnz7p 作者 余杰 異議作家，現為無國籍人士，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